这个“实时监控记录”,算是档案主一本具体而微的“起居注”。有些方面,如生活细节、言行举止方面,并非什么资料都拿得到手,也没有“全纪录”的必要,自然比不得真正的起居注那般事无巨细;但有的方面,详尽的程度,却犹有过之。
比如,档案主的“社会活动”。
某年某月某日,何时出门?去了哪里?在那儿做什么?呆了多久?何时回到府里?
某年某月有日,何人上门拜访?为了何事?呆了多久?主人是否“留饭”?陪客又是哪几位?何时散席?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如果档案主有什么异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的“社会交往”会发生相当程度的突变。
“预见机兆”,此之谓也。
这个“实时监控记录”,是一个好大的“系统工程”,为了完整有效实施之,军调处除了派出探子盯梢,还在每一个“一级监控对象”的家里,都“渗了沙子”——每一家的下人中,都有在暗中为军调处“服务”者。
这些“内间”,有的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特工,或以真实身份,或易姓变名,应聘入府服役;有的本来就是“一级监控对象”的仆人,被军调处收买,为军调处提供情报。
不过,后一种情形,“沙子”是不知道自己的雇主的真实身份的。军调处多扮成有心巴结“沙子”主人的官员或商人的面目出现。这是为了万一事败,可以迅速斩断和“沙子”的联系,不使躲在后面操控一切的军调处暴露出来。
有的“一级监控对象”的府里,还不止一粒“沙子”。只是他们相互之间。并不知道那谁谁和自己是“一样的人”。
军调处和“沙子”的联系,有一个事先约定好的方式。这个方式,隔一段时间,就要改变一次,以使“沙子”的主人察觉不到异状。
每次和“沙子”联系——特别是本来就在监控对象家里服役、不知道雇主真实身份的“沙子”。一出府门,就会被军调处的探子远远盯上,一直暗中“护送”到会面地点;会面之后,再“护送”回去。这是为了保证“沙子”不被人盯梢,同时保证“沙子”不生异状,不起异心。
当然。“沙子”是不知道自己受到了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的。
“一级监控对象”们,再也想不到,关卓凡的耳目,已经放到了自己的府里,甚至身边。
比如。恭王府的一个花匠、惇王清华园的一个厨子、宝鋆的一个车夫,都是军调处“渗”进去的“沙子”。
不是说亲贵们对维护“门禁森严”完全没有警觉,但一般情况下,他们只会在这些人的忠诚度上下功夫:管家,护卫,账房,门房,贴身的丫鬟、小厮——就是说。他们眼中的“要害位子”。
花匠、厨子、车夫、轿班,这些人一般被视为“无足轻重”,不认为会对门户安全造成什么实质性影响。所以,在鉴别这些人的来路底细上,“一级监控对象”们也就不会使什么太大的气力。而亲贵府上,大多仆役众多,像恭王府,好几百口子人。若要一一“政审”过关,也实在是没有这个时间精力。
但在近现代的情治体系中。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位子,却各有妙用。其中的车夫、轿班。对摸清档案主行踪,实施“实时监控记录”,尤其有特殊的用处。
现代的人,是很容易理解“司机”这个位子对于领导同志的特殊意义的。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领导们可还没有这个“觉悟”,他们当然是不会和自己的司机——地位低下的车夫、轿班“共机密”的;可是,他们的“机密”,“司机们”却常常“门儿清”。
比如说,档案主去自己的外宅;又或者载酒看花,到哪家“清吟小班”,“梳拢”那个红姑娘——这类行踪,大约不会告知家里,也不是什么朋友都晓得。但车夫、轿班,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不然,档案主自个儿走了去不成?
有时候,车夫、轿班,还能够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比如,今儿主人赴某某的宴请,这个同席的,某某都还请了谁啊?主人们在府内饮宴,长随、车夫、轿班们,自然都在府外等候,闲极无聊,凑在一块聊天打屁,你我他是谁谁家的,彼此一清二楚。
宝鋆和惇王在清华园会面的信息,就是由宝鋆的车夫提供,并经惇王清华园的厨子证实的。
收到“沙子”例行的汇报,军调处北京站必须迅速判断:其中有无有价值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