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留学管理层——“驻洋肄业局”的“总办”、“帮办”,必须统一思想——出去之前就要秉持相同的“办学方针”,而不是出去之后再慢慢儿地磨合。异议者,再能干,也不给插手这个事儿的机会。
就是说,本时空,容闳之流是不可以碰小留学生了。
对外,直接和美国政府打交道;对内,一切交由利宾负责——这个,上次利宾陪“南非花旗矿业公司”候任总经理拉克鲁斯到天津来的时候,关卓凡已经交代过了。
其次,是宗教信仰的问题。
关卓凡对美国人说,中国政府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但是,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嗯,你们懂的,如果小留学生们改宗洋教,必然失去政府高层的信任——“政府高层”,呃,可不止我一个人哦。如此一来,必危及甚至破坏整个小留学生计划。这种因小失大、“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事儿,绝对不能做。
美国人承认关卓凡说的有道理,虽然不情不愿,但在关卓凡的坚持下,还是同意把这一条写入“备忘录”,承诺不对小留学生做任何形势的宗教灌输,并同意,如果发现小留学生改宗洋教,中国政府立即予以召回,美国政府不持异议。
再次,是住宿的问题。
关卓凡认为,初到美国,将小留学生分散到当地人家住宿,依然是有必要的——这对于小留学生尽快跨过语言关,有着不可移替的作用。但是,负责接待的人家,要好好挑选——说到底还是宗教的问题。美国人并不是都信教。信教的也不都是狂信徒,总能找到合适的人家——不信教,或者虽然信教、但对于“传播主的福音”态度温和、不以为甚。
到了礼拜天,就将小留学生集中起来,或者补习中文。或者进行远足、郊游之类的集体活动——这样,接待人家就没有机会带他们去教堂做礼拜了。
事先,要对小留学生和负责接待人家都做足够的“国情教育”。小留学生们不消说了,主人家那边,至少要教他们明白,除了不好随意“传播主的福音”。一见面就抱着中国来的的孩子左啃右啃,呃,也是不大合适的。
跨过语言关之后,就改为集中住宿。
适当调整“中学”课程,要想出法子。使之变得更加有趣、生动——至少在形式上。这样,相较于“西学”,不至于叫小留学生感觉到过大的落差,不至于产生逆反心理,出现原时空留美幼童“厌弃儒学”的情形。
关卓凡打算在这上面很下一点功夫,说不定,能以小留学生的“中学”教育为突破口,找到一条可以行之于国内的“教育改革”的路子呢。
意义重大。意义重大。
如此这般下来,这个小留学生计划,应该就不至于如原时空那样半路夭折。而是能够始终其事了。
关卓凡不排除,小留学生计划,还会遇到眼下估计不到的、原时空未曾记述的困难和麻烦,但是,他愿意接受这个挑战。
后世的史家,对“留美幼童”计划的必要性。是有争议的,主要是觉得花费太钜。见效太慢。
关卓凡认为,类似计划。放到二十一世纪,肯定是没有必要的。可这是十九世纪中叶,中国虽然勉强睁开了眼睛,但依旧迷离朦胧,庞大的身躯,依旧臃肿疲惫,因此,这个计划,绝对是有必要的。
这个时代的中国,最开通的人士,最出色的人才,如郭嵩焘、李鸿章之流,也没有接受过最基本的近现代的科学文化教育,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相对于中国目前亟亟以求的工业化、近代化,依然有着结构性的缺陷,而且,几乎无法后天弥补。
一张白纸才好画图,远赴异域的小留学生们,归国之际,将是中国第一批不存在这种结构性缺陷的人才——这样的人才,一万两银子买一个,怎么能说太贵了?
还有,十五年听起来长了一点儿,但以历史的维度看,十五年之后,中国依然处在工业化、近代化的“初级阶段”,正是对人才需索孔亟的时候,怎么能说费时太长了?
另外,小留学生计划,在政治上,有着强烈的宣导作用,能够将人们的视线,强行牵引至国门之外——这方面,同为留学生,未成年留学生产生的效应,远远大过成年留学生。
十来岁的孩子,都可以远赴异域,骨肉一别十五年,还有什么是绝计不能够出入国门的?还有什么是绝对不能够改动的?
因此,虽然有难度,虽然投入大,但是,绝对值得一试。
既然投都投了,为了进一步提高“产出”,关卓凡打算,给小留学生计划,再增加一点儿“难度”。
白氏以为自己听错了:“你是说……送小芸……去美利坚……留学?”
关卓凡郑重地点了点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