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本土,目下虽然尚不具备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条件,但关卓凡并未轻轻放过。热振、夏扎之争,以及这场政争衍生出来的贝丹顿珠之乱,带来了天赐良机,他要以此为借口,改革西藏官制,为日后全面“改土归流”,打下一根有力的楔子。
朝廷下旨,说热振固然昏庸,但夏扎更加混蛋,“擅动刀兵,自相攻杀,蒙蔽上聪,行迹狂悖”,“致启贝丹顿珠之乱”。对了,瞻对之乱也是这个贝丹顿珠折腾出来的,推原论始,什么祸都是你夏扎闯的!
上谕中说,为儆效尤,敕夺夏某生前爵衔和身后荣名,夏扎的整个家族,被一脚从贵族的队伍中踢了出去。
夏扎这个冤哪。
说他“擅动刀兵,自相攻杀”,并不算冤枉他。当时的驻藏大臣满庆,虽然受了夏扎和李玉圃的蒙蔽,下了札子,斥责了热振,但并未批准夏扎动用武力,攻打热振。可是,夏扎的这个摄政,是经过满庆的奏请,朝廷正式任命的。“擅动刀兵,自相攻杀”于前,取热振的摄政而代之于后,则等于朝廷默认了他的“擅动刀兵,自相攻杀”,怎么事过境迁,就成了夏扎的罪名了呢?
哼哼,那是因为你“蒙蔽上聪”,朝廷才做出了错误的任命啊。
一句“蒙蔽上聪”,朝廷就把自己的责任摘得干干净净,什么镬都由夏扎来背了。
处分夏扎并不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目的是由此“痛定思痛”:这个,上边儿明明有驻藏大臣和*喇嘛呀,下边儿的人怎么还是这么自把自为。乃至胡作非为呢?
顺理成章得出结论:西藏现行的官制存在重大问题!
西藏现行的官制,是一种政教合一的制度,*喇嘛高高在上,既为宗教领袖,也是政府首脑。具体政务。由噶厦政府秉承*喇嘛之命实行。噶厦政府设四噶伦,一僧三俗,名义上地位平等,但僧噶伦为首席噶伦,实际权力,要大于三个俗噶伦。
*喇嘛的传继。行“灵童转世”制度,从幼年“坐床”到成年“亲政”,常常有十多年的“空窗期”,这段时期,择一大寺出身之高僧。任“摄政”,位居噶厦政府之上,代替*喇嘛执政。摄政非常设职衔,一俟*喇嘛亲政,摄政便即退位。
西藏并不是一开始就实行这种政教合一的制度的。
和硕特统治西藏时期,一切行政权力都掌握在蒙古人手中,*喇嘛只能管理宗教事务;准噶尔袭杀拉藏汗,取和硕特而代之。情形依旧:蒙古人控制所有行政权力,*喇嘛局促于教务一隅。
朝廷大军入藏,驱逐了准噶尔。设驻藏大臣,开始正式对西藏行使行政权。其后,清廷主要依靠驱准之战中的“有功藏人”来治理西藏,代表人物为颇罗鼐。此人在驱准之战中脱颖而出,由一个小税吏一跃而为“一等台吉”,然后一路固山贝子、贝勒、多罗贝勒。青云直上,最后居然做到了郡王。总揽西藏地方大权。
这个时期,*喇嘛依旧只能管理教务。不能插手政事。为防*喇嘛方面干涉藏政,朝廷还把*喇嘛之父诏传至京,给了个“辅国公”的衔头,请他在北京安生呆着,没啥事儿就甭回西藏去了。
颇罗鼐对朝廷“克尽忠诚,实心效力”,当政期间,西藏地方无事,民人安居乐业,前后凡二十年。
颇罗鼐表现不错,他病故之后,朝廷按照他的遗愿,准其次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袭郡王爵,继续总理藏政。
这下子麻烦来了。
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这名字真特么拗口——上台之后,胡作非为,先是杀兄逐侄,构衅*喇嘛,继之自立名号,阻断北京和西藏的塘汛,最后,干脆跑去和准噶尔勾搭在一起——他老爸当年可是靠打准噶尔起家的。
得到准噶尔发兵支援的承诺后,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决定跟朝廷翻脸,他布置兵马,打算屠尽驻藏大臣以下客军客民。
危急关头,驻藏大臣傅清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诱至驻藏大臣署衙,一刀砍了他的脑袋。
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部下,鼓噪纵火,围攻驻藏大臣署衙,傅清及副手拉布敦,皆力战殉国。
傅清、拉布敦虽然死义,但叛军群龙无首,很快便被朝廷镇压下去,没有酿成全藏范围的大乱。
事后,高宗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再不能给某个藏人以统管全藏的权力,不然,西藏天高皇帝远,时日一长,不论是谁,都会骄狂难制、蓄萌逆志。
嗯,那该怎么办呢?
好吧,放*喇嘛出来吧。
高宗的算盘是,名义上,把最高行政权力交给*喇嘛,但实际政务,由下面的噶厦政府处理,这样,*喇嘛其实并不直接掌握行政权力。噶厦政府呢,只有办事权,没有最后的决定权,一僧三俗的四个噶伦,彼此的地位,又是平等的,每个噶伦的权力都是有限的,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故事,再也不可能重演了。
乾隆十六年,《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公布,*喇嘛首次获授权参政。
应该说,高宗的设计,颇为精巧,甚至颇有一点后世之“虚君”的意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西藏确实无法自外于北京的朝廷了。
可是,这个制度的副作用,也非常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