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笑道:“春霆啊,出省可是去剿贼,又不是去演戏。出省是去打仗啊!”
鲍超很认真地说道:“大人容禀,春霆最不怕的就是打仗。只有打仗,才能封妻荫子、建功立业呀!不打仗,我们为什么要整天操练啊!就为征剿省内的那几个毛贼?用不着下如此大的气力呀!”
罗泽南笑道:“春霆啊,这等好事,你此次大概无分了。我罗山不能让给你,其他人好像也不能让。”
湘勇众将官散去后,鲍超埋怨王錱道:“都是你胡乱搅局,弄得这么好的建功立业的机会,你无分,俺也跟着无分!俺早晚打烂你这张破嘴!”
王錱苦着脸说道:“你还说我,我都后悔死了!”
当日,曾国葆按着曾国藩的吩咐,拔营开往衡州。骆秉章忙着为出省湘勇配枪配炮,筹饷办粮,沒有理会这件事。
转日,曾国藩连发饬文三件:一件递朱孙诒,命其从速整军,俟署任和粮饷一到,即由醴陵飞赴江西;一件递郭嵩焘,令其统带所募四百新勇,速赴省城待命;一件递衡州知府赵大年,着其速募新勇两营千人,交团练大臣刘长佑临时委员督带进省。这显然是为塔齐布招募的新勇。
而这时,彭玉麟已在衡州选定的造船地方,开始动用大量匠夫,拉开了自造战船设立水师的大幕。
但曾国藩奏请设立水师的折子,朝廷时至今日亦未批复。
曾国藩已经不仅仅是焦急,甚而有些奇怪了。他已经隐隐感到,湘勇设立水师这件事,并非像他当初设想的那样简单。
汉人掌兵已是朝廷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在掌步兵之后还要同掌水师,不仅大清沒有,就是历朝历代的民团也无先例。
把饬文发走以后,曾国藩铺纸研墨,决定给久未联系的左宗棠写封信。
他让亲兵沏了碗新茶摆到案头,喝了几口,便挥毫写将起來。
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中这样写道:“……岷樵书來,言长江上下,任贼船游弋往來,或单舸只艘,轻帆独行,我兵无敢过而问者。欲备炮船,先击水上之贼,而寄谕亦恰谆谆于此。湖广小舤、钓鉤之类,实不足以为战船。且水手望风惊溃,一闻炮声,委之而去,则千辛万苦,敛怨而封雇之民船,又适以资贼而助其焰,甚无谓也。惟闻广东琼州有红单船,大炮、火箭、火球之类,皆其所素备。道光二十三年、二十八年,屡击洋盗有功。有狼山镇总兵吴元猷,龙门营都司吴全美,南澳游击黄开广三人者,皆发迹于红单船,最利水战。若将此船放出大洋,由崇明入口,当能破此贼数千号之民船。又有快蟹船,拖罟船,皆行广东内河,亦有军火惯于击贼,但不能放洋,只可由梧州而溯府江,由漓水而过斗门,自吾湘达大江耳。此虽迂远而无近效,然犹胜于雇两湖民船之一无可恃。弟劝中丞即以此复奏,不知制军复奏若何?便中尚望示悉!”
信中所谓之中丞,指的自然是湖南巡抚骆秉章;所谓之制军,不用问,自然是署湖广总督张亮基了。
就当时來讲,不独曾国藩,大清的许多统兵大员,对军火的认识,都仅限于此:在洋人看來不堪一击的广东的红单船,便是他们眼中最利水战的工具。
曾国藩曾将自己的想法向骆秉章说过不止一次,但骆秉章并未向朝廷提起;曾国藩亦几次函商于张亮基,张亮基至今亦无确切答复。
曾国藩向骆、张二人所提的并不是造船,而是想请二人向朝廷奏请,从广东调派红单船,配合陆军,打击水上之太平军。
曾国藩给左宗棠写此信的目的,不过是想请左宗棠替自己摸一摸张亮基的底:是倾向于从广动调红单船,还是倾向于利用湖广的有利优势,自己造船?
那么,署湖广总督张亮基,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