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早期的官吏是没有俸禄的，文武官员的经济来源靠劫掠和赏赐。随着北魏逐渐统一了北方，没了抢劫的对象，立功受赏自然相应减少。官员的生计怎么解决？只能通过贪污受贿、搜刮百姓、官商勾结等非法所得，吏治败坏成为必然。吏治败坏，官吏祸害民众，激起民众反抗，官民情绪对立，不利于北魏政权的稳定。于是，汉族官员发出呼吁，必须进行制度建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冯太后通过孝文帝的名义下发诏书，在北魏全面推行俸禄制。诏书规定，在“班禄”之后，如果各级官员还不守规矩，再贪赃枉法绝不容情，即便是贪污一匹绢布者，都要处以死刑。按照新的俸禄制度，鲜卑旧贵族再也不能肆无忌惮地抢掠贪污了，因此在班禄制在推行过程中，遭到了旧贵族的集体抵制。
为此，冯太后召开大朝会，让官员们进行廷议，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其中汉族官员高闾主张，坚决要求实行俸禄制。他认为：“实行俸禄制，体现了国君对臣子的恩惠，臣子从而尽心尽职；反之，则会造成官员们贪赃枉法，清官也会被拖下水。因此，决不能废除俸禄制！”高闾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肯定，尤其是有利于强化皇权，获得了冯太后的大力支持，俸禄制被贯彻下来，吏治有所改善。
鲜卑人原为游牧民族，他们进入中原地区后，逐渐认识到农耕的重要性。他深知想要站稳脚跟，就必须放弃草原游牧思维，学会中原农耕精神[9]。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就曾下令屯田，劝课农桑。到了孝文帝执政时期，北魏开始考虑实行均田制。推行均田制要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荒地。魏晋以来，长期战乱，人口锐减，大量土地抛荒，无人耕种，政府手中掌握大量荒地。二是粮食短缺的现实原因。北魏定都平城之后，首都地区经常出现粮食短缺，军队粮食供应也是青黄不接。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恢复生产，鼓励农耕，才是治本之策。
于是，北魏太和九年（485年），在大臣李安世建议下，北魏颁布均田令，由政府主导土地改革，将天下的无主土地分给农民。
推行均田制的前提，政府必须掌握准确掌握土地数量、人口基数、征税数额的数据。但，但刚入住中原的游牧政权，根本无法做到。而北魏此前施行的“宗主都护制”经济，也不利于政府调查数据。它是从十六国后期的“坞堡经济”发展而来，其最大的特点是采取合户制。民众为逃避赋役，将自己的户口、籍贯都寄托在宗主名下，成为宗主的私家人口，即“包荫户”[16]。而户主则是坞堡主、宗主，他们负责向政府交纳赋役。在宗主都护制经济下，农民不仅要受到经济盘剥，还要受到人身限制，宗主甚至还可以决定名下农户的生死。宗主实际上就演化为地方上的土皇帝，这无形中削弱了中央集权。
既然均田制势在必行，那么废除宗主都护制则成必然。太和十年（486年），北魏名臣尚书仆射李冲（也是冯太后情人）提出户籍改革方案，实行三长制：将豪强门下的荫户变为国家掌握的编户齐名，这对宗主都护制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同时，按地域重新编制地方基层组织，在推行三长制。规定五家设一邻长；五邻设一里长；五里设一党长[17]。“所谓三长制，就是在县以下设立半自治机构，来负责一部分中央政府的行政工作，同时也可以实现民间经济的自我管理。”
三长制的推行，政府把手伸向基层，取代豪强地主把持的宗主督护制，增强了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力度。北魏政府终于清查了全国土地数额、人口数量和土地资源，方便了推行均田制度，同时也拓展了税基。改革之后，“宗主都护制式”大家庭被拆散，小农经济模式在北魏全面推行开来。打击了贵族之家，减轻小农经济负担，扩展了税基，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北魏汉化改革的研究，基本上秉持全面肯定孝文帝改革，贬抑冯太后的前期改革。这是因为前者全面汉化，符合少数民族追慕中原文明的一贯精神，让知识分子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感。而后者一介女流，却在传统社会中长期执政，在儒家观念里面属于牝鸡司晨，故而连她的改革也未得到应有的肯定。实际上，冯太后“这三个方面的改革意义十分重大，促进了拓跋鲜卑进一步汉化，拓跋鲜卑真正摆脱游牧民族生活方式，向农耕定居转变，就是由此开始并完成的。”郭建龙先生从更为宏观的视野来审视冯太后改革：“从制度意义上看，冯太后的功劳远远超过唐太宗，是从北朝到南宋这一千年里，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第一人。”
太和十四年（490年），冯太后终于驾崩，孝文帝开始亲政。孝文帝推行了比冯太后更“激进”改革举措，实行全面汉化政策，北魏的历史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孝文帝力主迁都洛阳，是基于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因素考虑。洛阳是中原正统的代表，此前东周、东汉、曹魏、西晋都曾定都于此。洛阳地理位置极为独特，崤函为帝宅，河洛是王里，素有“九州暖地”之称，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帝王建都的理想场所。相比之下，平城显得鸡肋，平城作为革命根据地还行，但想要褪去鲜卑人身上的野蛮色彩，实现政治文明则不太现实[24]。况且平城环境恶劣，当时有一首《悲平城》的歌谣唱道：“悲平城，驱马入才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
然而，俗话说得好，“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北人恋土，故土难离，想让他们迁都南下，勋贵集团表示反对。孝文帝只能忽悠他们，宣称要举国伐齐（南朝萧齐）。大臣都人精，知道孝文帝明是伐齐，暗为迁都，但却无法阻挡。孝文帝选了一个黄道吉日，让太常卿王谌卜卦了一卦，预测南伐凶吉。卦象显示上上签，孝文帝说：“爻签大吉，正是汤武革命，顺应天意。”孝文帝亲率30万大军踏上“征途”，当时正值雨季，道路泥泞，车马劳顿，都被折腾的够呛，走到洛阳之时，勋贵再也走不动了。孝文帝下令继续南下，群臣跪在马前苦苦阻劝[25]。孝文帝说：“既然你们不想去南征了，那好，咱们就在洛阳定都吧。”套路，全都是套路啊！就这样，孝文帝把这群草原上的汉子骗到了洛阳。鲜卑勋贵过惯了草原纵马狂欢的日子，在洛阳呆不习惯，就要闹着回代北。甚至连太子也被勋贵怂恿起来闹情绪。太子比较胖，胖子都怕热，洛阳热受不了，闹着回代北。勋贵们都蔫坏，拿太子当枪使，让他带着骑兵偷偷溜回去，看看孝文帝啥反映。太子带头当反对党，把孝文帝气得够呛。派兵追回太子，直接贬为庶人。勋贵不是要看我的态度吗？杀鸡儆猴，这就是孝文帝的态度。看你们这些“猴”，哪个再敢闹腾！
胡人习惯于“披发左祍”，或者是“编发左祍”。“编发”就是把头发编起来，盘在头上。而中原汉人的服装特点：“上衣下裳，束发右衽”。在这儿给大家普及一下古代服饰文化。汉人的传统衣裳宽袍大袖，上穿衣，下穿裳（裙子），不论男女都穿裙子，孔子穿裙子，秦始皇也是穿裙子的。中国古人在汉武帝以前，都是这么穿。中原人开始穿裤子始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也就是说，汉人选择穿裤子是打仗的需要，骑马没法穿裙子，上下马不方便，里面光着磨得慌。中原汉人在汉武帝时代以后，才开始普遍穿裤子。与汉人宽袍大袖不同，胡人衣服短衣窄袖，便于骑马射箭，长筒靴便于在草原上生活。中原人习惯“束发右衽”，“束发”就是将头发扎起来，在上面再戴上冠（贵者戴冠）、扎着巾（贱者着巾）。“祍”是指衣襟，汉人的衣服衣领连接左右衣襟，衣襟相交于胸前，左边衣襟压在右边衣襟上，然后在右腋下打结。北方胡人的习惯正好相反，称之为“披发左祍”。无论“右衽”，还是“左祍”，只是个习惯问题，无所谓优劣。当年赵武灵王选择胡服骑射，脱掉裙子，换上裤子；孝文帝追慕中原文化，让鲜卑人脱掉裤子，换上裙子。孝文帝让鲜卑人一律改穿汉服，从头到脚都按照汉人的标准去打扮。然而，习俗是有惯性的，很难迅速改变。但，孝文帝是个急性子，他在街上看到妇人仍然穿着胡服，憋了一肚子的鬼火，然后向洛阳城守追责。即便孝文帝不断施压，甚至不惜动用刑罚手段，但是生活习惯，并非短期内就能改过来的。只有不断地进行民族融合，随着时间的推移，才会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
北魏由鲜卑贵族执政，他们的官话是鲜卑语。太武帝拓跋焘刚进入中原，所有的行政命令，都要使用鲜卑语，在朝为官的汉人也必须学习鲜卑语。随着鲜卑族在中原长期统治，在民族交融之中，许多鲜卑人都是“音杂夷夏”，鲜卑语和汉语夹杂着一起说。就像许多初学英语的小孩一样，汉语说得好好的，冷不丁地冒出一个英语，南腔北调，听着怪滑稽的。
为了加速民族融合，让鲜卑人尽快融入汉族文化圈，孝文帝下令“断诸北语，一从正音”，所谓“北语”，就是鲜卑话，而“正音”则是汉语。太武帝执政时，要求所有人都讲鲜卑语；孝文帝推行汉化，又倒过来，要求所有人讲汉语。孝文帝强力推进，甚至出台新规：但凡还想在朝廷混日子的，就必须学说洛阳普通话[34]。30岁以上的官员，年龄大了，可以慢慢学，尽量少讲鲜卑语；30岁以下的官员，若还使用北语，降级或滚蛋，你自己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