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李继存带着赵辛然回到万江，皇帝大婚和皇后的册封大典便开始有条不紊准备起来。同时，一场准备良久的变法运动也在万江拉开大幕。
因为帝都那次冒险的失败，张钧飞一度毫无信心，幸而李睿琦给了他足够的勇气。李睿琦知道张钧飞的理想尚未实现，那日他把头埋进自己怀里哭泣的时候，他就知道，也许只有真正天下太平的那天他才能真正变得内心纯净，否则他的压力会一直存在下去。
这些日子，张钧飞反复研究林从观当年的改制主张，想从中寻找一些启示，但他反复查找资料多日之后，突然意识到，今日之形势已不尽相同，但依然可以引以为鉴。
“继存，你还记得当年风海先生与崔琰大人的那场辩论吗？”一日，二人交流变法的想法，张钧飞突然问道。
“当然记得，我当年即为风海先生所折服，钧飞你难道有什么新见解？”李继存回答。
“有些事确实是今天才想明白。现在想来，崔琰谈到的宽松、自治、和谐、有序的社会状态其实是理想，其实老庄所倡导的也不过这样的社会，而风海先生的儒法兼用谈的是现实，一个是目标，一个是方法，都是对的，又都不全是对的，”张钧飞说道，“崔琰实则没有理解匡浔思想的核心，他说，君主只是他们实现政治理想的工具，其实这里的君主也就是风海先生说的礼、义、法以及其相互关系的另一种体现，他们其实一脉相承，都是对的。但问题核心不在于目标与手段自身，而是目标与手段二者之间的悖论，所以他们一直意图不断修改手段本身的内容以实现工具与目标之间的这种不匹配。所以，当君主可以通过强有力的手段去干涉社会治理从而朝着他们的目标前进的时候，崔琰这些人是无比赞同中央集权的，即使这与他们倡导的理想社会背道而驰。而君主作为这个手段，本身有思想，不会为了儒生们的那个理想社会重新放弃权力，于是他们觉得君主不过工具，为了与目标匹配，实在不行就换一个，也就是异姓说理论。”
“这么说，崔琰死的很冤，他死在了他一个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上。”李继存似乎有点理解张钧飞的意思了。
“所以风海先生想到了以礼、法、义去代替君主，二者差别仅仅在于，诸如法的概念是死的，而君主是活的，这与秦朝以来的法家学说根本不是一回事，”张钧飞接着说，“其实这种关系也体现在风海先生提到的基层治理上面，匡浔理论中想建立的自治形式也是活的，而所谓的中央通过官吏、法条强行干预也是死的。”
“如果死可以变成活，活也可以变成死，那一切不就迎刃而解了吗？”李继存的思路也逐渐清晰。
“过犹不及，是为中庸，恰如其分最好，”张钧飞笑起来，“我们还是回到了起点。我看林从观当年改制之策有一条提到，嘉中之乱后采用地方豪绅组织百姓自治的方法，早期还是成功的，但在后期已成为社会问题爆发的根源，所以又要遏制豪绅们的巧取豪夺。所以，还是印证了我们的想法，自治与法治应该有一个度，而把握这个度的应该是官府，国家治理的好与坏就在于这个度上。换言之，儒归儒，法归法，也就能达到风海先生所说的儒法兼用的状态了吧。”
“这么说，无为而治也不过如此嘛！”李继存笑了起来，仿佛早已心领神会。
“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林从观所说的财税问题和风海先生所说的经济与民生，财税还好理解，我一直不懂经济与民生究竟指啥，这几日才有所感悟，”张钧飞话题一转，“困扰帝国当年的一个老大难题就是流民问题，而流民问题产生的核心实际是土地，依我理解，土地即为经济，粮食即为民生。帝国的流民问题并非一直都有，甚至嘉中战乱之后很长时间都无流民，恰恰是承平几代之后才日益凸显，而且几乎与基层治理的坍塌同步出现，这是为何呢？”
“人口恢复，土地兼并，人与地之间的矛盾。”李继存回答。
“不错，但不是全部。原则上说，在保有口粮基础上，多得多缴，少得少缴，这是正常税制的基本思想，甚至古代的井田制也是如此。但帝国后期的税收则是另一番景象，种田的百姓除了交粮还要出劳役，而地主豪绅却直接把税转嫁给了自己的佃农。也就是说，官府没有意识到，地主与佃农之间产生了新的关系，还是按人头、土地征税，而地主依靠这个关系就可以转移掉税收，并不断地进行财富的积累，从而造成地主越来越富，农民越来越穷，所以一遇天灾，流民就会源源不断，”张钧飞说道，“林从观实际发现了这个问题，但他没有深究原因，而是单纯想用行政的手段去抢夺地主豪绅手里的财富，这只能实现国强，但不能做到民富。”
“所以根本在于，要遏制甚至去打破这种关系的形成？”李继存想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