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源于李渊的一个提议，李渊敏锐地感觉到他的二个儿子之间，已成水火不容之势，他没法调和，那就只剩下一个方法，将他们调离分开。
虽然这不是一个治本的方法，但却可以延缓矛盾的激发，或者，时间可以治愈他办不到的难题。
他语重心长地对李世民说：“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遣汝还行台，居洛阳，自陕（州）以东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汉梁孝王故事。”
但这件事情被李建成阻挠。
他和李元吉一合计，认为如果让李世民东出关中，那就再难被控制。
“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
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不难，李渊心中早就被种下几根刺，现在只要捅一捅，李渊就会觉得痛疼难忍。
李建成指使几个死党，让他们上书言事，大体是说：“秦王左右闻往洛阳，无不喜跃，观其志趣，恐不复来。”
这种指控对症下药，也非常精准地把握了李渊的本心和行事准则。
李渊对于投归长安的各地雄豪，从来没有再让他们龙游大海，再回故地。
他当然知道如果李世民真的不再以长安为主，那李唐一朝，只怕没人是他的对手。
何况，李世民本人也不乐意回归洛阳。
出门容易，回家难。
他知道经此一别，自己必然会和长安决裂，那就是和父兄正面对抗，不管结果如何，都不是他愿意承受。
他在李渊面前跪地痛哭，请求他不要让自己远离，以尽奉养父亲的责任。
李渊也有那么一霎那，心神恍忽，他动情地说：“天下一家，东西二都，道路甚迩，吾思汝即往，毋烦悲也。”
既然他们兄弟二人都不愿意李世民出关，那就留在长安吧。
他将在长安，解决儿子们的问题。
李渊准备行动，他想黜置李世民，但陈叔达提出了反对意见。
陈叔达有发言权。
他当时位兼宰相，是南陈后主的同父异母兄弟，十岁就可以做长诗，自小以神童名重江南。
后来归隋入唐，官拜纳言和侍中，他写得一手好文章，又久掌机密，在李渊一朝，是德高望重，位高权重的元老派。
并且，他在李渊的指示下，团结、提拔江南的士子，为李唐王朝鼓与呼，可谓是统一战线的功臣。
当时长安流传一句话，东南名士，半出叔达门下。
李渊必须重视陈叔达的意见。
陈叔达义正辞严地进谏道：“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
当时整个李唐朝廷之中，似乎都站在了皇太子李建成这边，至少也看李渊的脸色，保持沉默。
陈叔达是极少数敢于从本心和大势出发，仗义直言的人。
李世民感念这份人情，他登基之后，任命陈叔达做了礼部尚书，李世民发自内心地说：“武德（李渊年号）时，危难潜构，知公有谠言，今之此拜，有以相答。”
陈叔达也颇有国士之风，他不卑不亢地回复说：“此不独为陛下，社稷计耳。”
李渊现在的问题是，他掌握了处罚李世民的权力，但他一样非常忌惮突厥的入寇。
那是可能让他灭国亡族的可怕力量，他必须要留下李世民，抵御突厥。
这种互相矛盾的心态，让李渊始终举棋不定。
虽然他知道，李世民是风暴的中心，只要让他不在权力的中心，很多事情都可迎刃而解，但他始终无法下定决心，彻底解决李世民。
但李元吉并不这样想，他向李渊直接提出要求，要直接处死李世民。
李渊在心中显然也考虑过这个方案，但处死自己的功臣儿子，需要一个合适的理由。
他向李元吉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状未着，何以为辞？”
李元吉倒也干脆，他立即回答道：“秦王初平东都，顾望不还，散钱帛以树私恩，又违敕命，非反而何！但应速杀，何患无辞！”
李渊没有回话。
这是件大事，作为一国之帝，一家之主，他当然不可能象李元吉一样莽撞。
在这一刻，他们甚至都可能达成了共识，只是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和理由而已。
李世民感觉到这种敌意，甚至他的僚属们，也非常明显感觉到了这种悲观恐惧压抑的氛围，他们全都忧急如焚，却似乎又有力使不上。
不行动，就是等死。
李世民的下属们都是死人堆里挣扎求生过来，想要让他们束手就擒，引颈就戮，那肯定做不到。
房玄龄终于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他建议主动发动政变，夺取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