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李靖擒获东突厥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之后，薛延陀就曾经对李世民厚待突厥余部大惑不解，甚至充满怨气地说，应该将突厥人全部当成唐朝的奴隶。
因为，灭人之国，必然斩草除根。
他们和突厥人，已结下解不开的深仇，双方不死不休。
相对于西进西域，他们更担心的是突厥再起。
而现在，突厥人竟然大举北上，进入漠南，和他们的地盘，仅仅只隔了小小的一道沙碛。
双方已成世仇，必须先彻底解决突厥的问题。
因而，薛延陀即使明知道这是唐朝的阳谋，也只能全力应付。
李世民轻轻一着，就已经剔除了一个西进争雄的强敌，西域，必须由唐朝来主宰。
同时，唐朝还有一个不省心的邻居。
那就是吐蕃，因为唐朝的拒婚，松赞干布发动了松州之战，这虽然是一次无关重要的战役，但唐朝被迫应战，将本来准备讨伐高昌的军队，原封不动、成建制地转向对付吐蕃。
这就是当弥道行军的兵将来源。
但松州之战，对唐蕃双方来讲，都不是一个好的时间和地点，更没有任何的必要去发动一场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争。
双方浅尝辄止，就鸣金收兵。
最后，以李世民许婚，双方关系和缓，皆大欢喜为结束。
和吐蕃的结亲，让李世民和松赞干布，当世两大天骄，以不胜不败的局面，握手言和，也是幸事。
外部忧患已平，李世民可以全力对付高昌了。
贞观十三年，以侯君集为主帅的交河道行军开始。
李世民发布了一道充满理性兼具霸气的讨伐檄文。
檄文中从内政和外交方面，明确指出高昌的四宗罪。
一是扣留东突破灭后，欲返唐的汉人。
二是阻塞商路贸易。
三是投降西突厥，攻击泥孰系突厥。
四是进攻焉耆。
这份檄文，第一二条高昌之罪，其实是早存事实，其来有自，陈芝麻烂谷子，不值一提。
真正的原因，是第三四条，那就是高昌投降西突厥，本质上是叛唐的行为。
这是不可接受之罪。
高昌王麹文泰多次东去长安，见证过隋朝如日中天的国势，也亲眼见过大乱之后，贞观之治时的气象。
麹文泰心中一直存有侥幸，认为李世民不会直接派兵进入西域。
他盲目地认为，现在唐朝还需要休养生息，他在朝靓之路上，亲眼看见秦陇以北，沿路萧条，远远比不上昔日隋朝气象万千。
麹文泰曾经充满自信地对亲近的人说：“唐国去此七千里，沙碛阔二千里，地无水草，夏风如焚，风之所吹，行人多死。”
在讲了一通，高昌的优越自然环境后，他进一步展望了两国的对比：“遣行百人不能得至，安能致大军乎？若顿兵于吾城下，二十日食必尽，自然鱼溃，乃接而虏之，何足忧也。”
这种盲目的自信，让高昌在错误的方向上狂奔。
麹文泰自恃有突厥的加持，他狂妄地说：“设今伐我，发兵多则粮运不给，若发三万以下，吾能制之。”
但麹文泰何曾真正见过大国之威。
当侯君集的大军齐集碛口之时，麹文泰忧惧交加，竟然一病不起，撒手归西了。
唐朝已经出兵，势无加兵之理，西征此战，对于高昌势在必得。
侯君集挥兵继进，兵分两路，准备先拔掉西突厥在天山以北的据点，可汗浮图城。
而当乙毗咄陆可汗得到消息，唐军正式进入西域时，他的直觉认为，这支军队冲自己来的。
乙毗咄陆可汗不愿意和唐朝硬刚，他想也不想，立即引军西奔到千里之遥。
他准备坐山观虎斗，先看看情况，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他很快等来了可汗浮屠城失守，守将阿史那步真投降唐朝的消息。
这就是唐朝在西域的第一战，罗漫山之役。
这是攻下可汗浮屠城必经的一道关隘，守军恃险而守，但他们见识了唐朝领先于世界的，先进的攻城技术和科技。
那是从山东带过来的能工巧匠，他们就地取材，因山伐木，制作了无数攻城器械。
《册府元龟》记载：“代木则山林皆尽，叱咤则山谷荡薄……机桧一发，千石飞云。”
僻远的西域小邦，何曾见过这等阵仗。
于是，唐军不费吹灰之力，轻取罗漫山关隘。
为了纪念第一战的胜利，唐军在山顶立碑刻石纪功，然后，以风卷残云之势，接纳了可汗浮屠城的投降。
扫清了外围后，这支前锋军队，继续挺进，终于和侯君集的主力，汇集在田地城。
这是高昌的紧要之地，也是高昌王城的门户。
侯君集将在这里迎来第一个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