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未回，京城也在悄悄变化着，三大殿修葺一新，街道上也渐渐增添了不少商贩。
老朱知道了经商并不害农，管理上就稍稍松了些绑。市场就像春天长在石头山上的幼芽，倔强地从缝隙里冒出头来。
应天的冬天，下雪的时候不多，雨水却像流动的江河，绵绵不断，湿冷的环境仿佛是它的情调，考验着人们的忍耐力。
榆林的冬天也是灰蒙蒙的，环境却很干燥，空中刮的是干风，感觉虽然挺冷，但是导热能力差，不易带走身体散发的热量，只会带走空气中的热量，导致环境温度低，体感温度改变并不大。
在北方住久了的人，是很不适应在南方猫冬的。
用这个做迁都的理由，倒还说得过去。军政大员们居住在优越的房子中，哪里会想到这个方面上来。就像坐专车的人，讨论市内公共汽车的问题，抓不住重点。
傅钟打了个寒噤，墩了墩脚上的泥巴，随着朱标进了城，上马后，一直走到皇宫附近，青砖铺就的路面，才显示出净利索起来。
听到朱标回銮的消息，六科给事中（言官）昨晚就纷纷联络各自意见相同者，摩拳擦掌，准备大展口舌，较量一场。可朝会终了，没听到皇上说起迁都的事，他们如对着空气打了一拳，没个着力处。
有点内幕消息的神秘地对言官们说道：“太子殿下对西安的考察，不是很满意，迁都的事湮了（不是急务，皇上不提）。
还是黄子澄的同年（同期进士）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他高高在上说道：”你们懂什么，太子是满意的，这两年，陕西粮食大丰收；农田水利改造已初具成效；西安的城墙又加固了一回；各处关隘已整饬得差不多，具备了迁都的要求。只是被某人一句话给打破了，你们知道的。“
赞成迁都的言官们攘臂大呼：”他算什么东西，一个屠夫，知道国家大事吗？这是要乱朝呀！“
有的说：”他乱朝是有先例的，不把他拿下马来，我们还算言官吗？“
朱元璋真是很奇葩的，他读书不多，行事却全凭自己的天赋，他的天赋，又往往有出人意外的表现。为了集权，他裁撤了实行几千年的宰相制度，内阁成了他的秘书班子。
可就是这位对权力控制达到变态程度的人，却作茧自缚，设立了一整套制约机制，在明朝276年的历史上，时时刻刻掣肘皇权，“言官”就是其中最厉害的制度。
他给了言官们极大的权力，说对了有赏，说错了也没关系，不必承担“妄议”责任。
制度本身是没错的，就要看是什么人在执行这个制度。一群从故纸堆里钻出来的冬烘脑瓜，没有实际从事过县级政务的锻炼，笔下虽有千言，心中实无一策的进士们，不能承其重，最后沦落为党争的工具。
1644年甲申之变，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当时的言官光时亨，坚决主张固守北京，掐断了崇祯皇帝最后一线生机，成为压垮大明王朝的一根稻草，把勤劳了一辈子的朱由检送上了煤山。
城破时，他却投降李自成，留任兵科给事中。后投降南明弘光帝，为马士英所劾：”给事中光时亨力阻南迁，致先帝身殒社稷，而身先从贼，为大逆之尤。“
最后与一群二臣之辈，受弃市之刑。
玩言论，得有真才实学，不为哗众，不为党争，只为真理，这才是言官们的本分。不然，早晚会成为高层抛弃的夜壶。
收到朱标八百里加急，朱元璋的心思就在科学院那些吓人的大炮上。他本来就不想迁都，有了傅钟的背书，还有什么心思关顾原定迁都的朝会。他也懒得跟言官们敷衍，简单应付了太子回銮的汇报和傅钟的陛见，对傅钟特别温言了几句，就宣布退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