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生意走向下坡之后没多久,鹏辉和阿生都被请进办公室“喝茶”。他们被辞退了。按照车间主管的说辞,“他们都是很好的员工,只是由于公司最近几个月的订单实在太少,导致收支失去了平衡。辞退他们纯属无奈之举。”
他们收拾行李时,我们多少有几分不舍得。但大家都是男人,这种想法没必要表露出来。这毕竟不是什么生离死别。
话虽这样说,但我很清楚,日后如无特殊的情况我们都不会再见面。
阿生需要打包的行李很多,我送给他一个大号的尼龙袋子,将所有的东西一一塞进去,其中也包括那台带给了我们很多乐趣的迷你电视机。之后我们两个人又合力将这只沉重的大行李袋抬到他的摩托车上。
鹏辉倒是没多少行李。他只有几套衣服,一张被子,和一些零碎的生活用品。他习惯了两袖清风,来去空空,很明显就是一副长期混迹于江湖,深知如何避险的作风。换工作于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临走前他还和我们开了几句玩笑。我们欢迎他回来探望我们,只要他想来随时都可以来。之后他就扬长而去了。
接下来的日子都过得很苦闷。以前那种彼此开玩笑的情景越来越罕见。少了两个同事,总感觉缺了点什么。
这事过了没多久,乾就向车间主管请了一个长假。他请假的理由是,他要回去自己的户口所在地考取驾照。由于公司的生意并不景气,他的申请很快就获得批准。他私下对我们说,考取驾照一事真实不假,但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想回乡下给自己放个假,毕竟现在闲着没事做也不是个办法。我们都知道,乾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如此一来,我们又少了一个很不错的同事。接下去的日子将会显得更加难熬。
有一天,我向健聪透露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我向他咨询,在这里工作的一年半以来我已经累积了相当的经验,也快要成年;这里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给我增长见识的东西了;除非我好像外交官那样出差处理售后的问题。但我并不想做售后人员。我想听听他的看法,我这个时候辞工是否恰当。
他说道,继续在这里做下去吧,一直做下去。
我很清楚,他不对自己的说话负任何责任。况且我问他这个问题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只是一种心理安慰罢了。
最终的答案只有我自己才知道,谁也无法给我任何意见。
那个秋末,我和健聪和外交官到公司后面那条溪边的小路走了一趟。
这是一条狭窄的羊肠小道。当我们从公司出发一路进入时,它是工业化向农业的过渡。紧接着,一望无际的农地展现在眼前,然后突然向两边铺张开去。我们不断地深入。慢慢地,公司和宿舍已经模糊不清,直至消失。最后只剩下那片荒凉的景色。
那些都是傍山的农地,附近的溪流里有来自山上的泉水。乾曾经很热衷于拿着一个高高的矿泉水桶从这里的小溪里装水饮用。现在已经见不到这些景象了。
当我还在上学时,“我们”这个词是含糊的;它不单单可以指几个同学或者某个圈子,它也可以指一个班、一个年级,或者一所学校。到我踏入社会工作后,“我们”这个词就很明确了;它只能代表几个紧密关联的人物。这种关联是易碎的,随时随地都会流失。到最后,“我们”这个词就只剩下了“我自己”。
我们越来越深入,几乎来到了山脚边。
这时,那个隐蔽的篮球场突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当我们回过头去看看来时的路,感觉好像走进了一条幽深的甬道,而我们已经到达了它的尽头。再走下去就要上山了。山上面有吃人的山怪,有善于蛊惑人的妖魅,上去的孤独登山者都是有去没有回的。这个篮球场也一样的诡异。试问有谁会愿意在这么一个僻静的地方去建一个少有人会发现的篮球场呢。
我们三个人各自为队伍,打了一场纯粹娱乐的比赛。这场比赛尽在参与,没人会在乎我的球技有多么差劲。
“嘿!我说,你真的打算不干了吗?”外交官在远处冲我喊了一句。
“是的。这是最后的选择了。”我说道。
“祝愿它也是最好的选择。”外交官说。
“你的奉承听上去就好像一种职业病。”我说道。
“那当然了!我不可能一辈子都当个售后人员。上个月我帮公司卖了三台机器,你们都知道的。”
“干得真漂亮。”健聪说了一句。
“所以你准备转行啰?”我笑着问外交官。
“那倒未必……今年的机器都很难卖。我只是幸运。况且我的口才也不够好,做全职业务员肯定得挨饿。”
“凡事都要过一条河。”健聪说道。
“可惜我没有船。”
“公司会给你一条船的。”
“说真的,我还不确定自己适不适合当个业务员。”
“天赋你是有的,问题只是你愿不愿意。”我说。
“你的赞辞就好像一杯不兑水的威士忌。”外交官说。
“好好干,业务员。”我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