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制这件事情,自然有其内在原因,但是也有外在的推手。”叶开真心不愿意多说这方面的事情,虽然说他们老叶家事实上也是最终受益者之一,这一次获得的蛋糕中就有石油和移动通讯这样的大块儿。
所谓改制二字,就已经把情况说的很清楚了,那些纠结于姓公姓私的人,其实都是多余一问,因为在事实上进行了转变之后,再问这些问题,真的有点儿二。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国家的整体经济力量肯定是有所上升的,同时也出现了富人阶层,但是就传统势力范围的官员阶层来说,并没有获得很多的实惠。”叶开解释道,“但是根据国外的经验来看,富裕阶层更容易拥有问政的权利,所以为了保证证券不变色,保证大多数官员阶层的利益,必要的改革是不可少的。”
“所谓的分蛋糕,实际上就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叶开说道,“让大部分财富的所有权生变更,成为官僚阶层的私产,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现在一说就是某某某家族?实际上这个家族所代表的是一群人的整体利益,并非只是一家天下。”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是向私有制过渡了?”谢君玉问道。
她对于私有化并没有什么恶感,因为她本身就出身于巨富之家,大华谢家资产巨亿,在国内也算是数得上的商业大家族,要不然的话当初她哥谢君豪也不至于在京城里面混得那么牛逼,要不是碰到了叶开,还真没有多少人治得了他。
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问题,谢君玉认为私有化没有什么不好的,因为他们谢家的资产,也是老一辈人辛辛苦苦干出来的,并不是大风刮过来的。
“事实上,现在很多人都盼着私有化。”叶开点头说道,“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自然不希望自己的财产也像几十年前一样,被人给没收侵占,最后共产了。所以从制度上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这倒是真的。”一同来明珠的管委会副主任冯青霞就表示,“实际上每个朝代的更迭都是一个轮回,大家开始的时候是均平富,劫富济贫,就是所谓的共产,这是笼络人心的惯用做法,但是当政权稳固之后,豪强地主阶层就开始出现了,通过官僚体制最终展为官民对立的形态,当然就需要严刑峻法来维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所以只要是经济达了,私有化是不可避免的过程。”
叶开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其实私有化不是什么坏事儿,但凡是通过合法劳动换来的财富,是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的。”叶开说道,“但是现在有一些人,本身并没有创造什么社会财富,他们把私有化说成是打破垄断,主要是避人耳目,减少阻力,其实他们心里何尝不明白所谓私有化的真正含义,只不过一方面要掩饰起变卖国有资产的真实意图,另一方面为将来顺理成章变卖国有资产打下伏笔,所以才既坚持使用私有化这个词同时却说它是打破垄断的意思。”
正如同叶开所言,他对于那些真正能够通过自己的手段创富的人们,是保持了足够的尊重的,但是利用体制的漏洞盗取国家财富的人,甚至是不惜为了自己的利益,制造体制漏洞来盗取国家财富的人,显然就不是什么值得尊重的人了。
可以说在整个90年代中期以前,国内并没有什么体制上的巨富型官僚,即便是身居高位者,也不过就是利用手中的关系网络,落点儿人情,落点儿实惠而已,真正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敛财的做法,绝对是极为少数的。
当然了,国企体制改革也确实有其必要性。
当时讲国有企业改革,说的都是所有者缺位什么的,根本没人提垄断什么的。当时的人把这看作是国有企业的死穴,抓住这一点就足够了,别的方面很少理会。
90年代的地方和中央财政,可能问题都很大,地方政府确实头疼不已,而辽东国企在90年代的迅速的整体没落更是让人感到非常吃惊。
特别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形成的大量三角债,给政府和社会造成了很大压力,辽东几乎天天都在讲清理三角债,三角债也是把很多企业拖垮的重要原因。
总之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企方面积攒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在90年代中一起爆出来了,最后迎来了90年代后期的大规模国企改制和国退民进。
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叶开就认为当时改制是必要的,但是方向错了。
就如三角债问题,实际上是制度问题,归根究底是法制不完善的问题,上层建筑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却来摆布下面的企业,这显然是问道于盲,或者说是有意为之。
毕竟,在所有的国企都陷入三角债危机之后,某些人就可以大大方方地讲一句,哦,你们看看,这就是国企弊端嘛,不改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