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这位钦差大人，还真不是个好伺候的主儿！
场面顿时尴尬而又诡异，诺大个场面陷入了鸦雀无声的境地。
见诸多父母官都不曾说话，张丹青倒也不客气，直接用手指头指着丰都知县丁谓：“丁知县，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是你的治下丰都，你先来说说，你就任丰都知县以来，在本县的施政得失？”
眼见钦差点名，丰都知县丁谓唯唯诺诺的站起身来，一时间六神无主，先是悄悄望了一望重庆知府公孙立，又瞥了一眼严肃的张丹青，支支吾吾说道：“额，这个吗……这两年重庆府有小幅干旱，重庆本就多山，粮食减产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粮食这两年歉收很多，不知钦差大人可否行个方便，给户部行文打个招呼，减免了这两年的钱粮！”
微微一愣，想不到这个家伙竟然避重就轻，提起了粮食一事！一时间倒也真正的将了张丹青一军！
毕竟按照洪武朝的规矩，各地地方官按规矩收粮，像这种小幅度的干旱，朝廷是不认账的，而早些年如果没有收齐的粮食，户部一直会挂成欠款模式，然后会一年叠加一年的挂在账上，甚至户部还会明文要求补交！
更何况，明代“投献”之风，十分盛行。什么是“投献”？。为什么会产生“投献”？
“投献”就是自耕小农对权贵的“贿赂”，是指一些自耕小农将自己的土地献给权贵，以此获得权贵特权的庇护而免于服役。
只要成为权贵的“奴仆”，便可以享受权贵特权所带给的一丝丝福荫——仅仅这一点点福荫，也会让许多人自愿“投献”，进入权贵之下充当田庄奴仆。
当然除了自愿投献，也不乏被地方豪强恶霸抢掠逼迫而无奈“投献”土地。在其中最不应该忽视的就是官绅以及乡绅势力的膨胀。可以说，官绅以及乡绅势力的膨胀也是明朝后期流民源源不断产生的极大动力之一。
当然官绅和乡绅，在洪武朝是不敢搞这些名堂的，或者说，敢搞这种名堂的比例还是比较少！至少不会像明朝中后期那般的蔚然成风！
一想到这，张丹青脑瓜子便开始嗡嗡的发疼，想到了另一个恐怖的可能：
那就是明王朝的宗室！
封在四川的，也就是蜀王！
一提到这个蜀王，在男寝脑海里便有了个清晰的大致印象！
后世在成都市中心有一条毗邻春熙路，与蜀都大道、东大街等交汇的红星路，称得上是城区东部的交通要道。而在红星路一段的西侧有一条方正东街，方正东街的更西边，则有一条方正街。方正街东起福德街、石马巷交会处的方正东街，西止帘官公所街、狮子巷交会处，连接兴禅寺街，长约200米。
在明朝初年，这条街还不叫方正街，他的名字来源于以被“诛十族”而闻名的建文朝大儒方孝孺。成都在明朝时是太祖朱元章第十一子蜀王朱椿的封国，而方孝孺则是其嫡长子朱悦燫的老师。靖难之后方孝孺被杀，蜀王感念师生之谊，下令将当年方孝孺居住过的街道改名为方正街以资纪念。
那么这位蜀王究竟是何许人？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暗中纪念钦定的“奸臣“方孝孺？
这位蜀王，在四川有着秀才王爷的称呼！又称为蜀秀才！
常年对书卷爱不释手，这种酷爱读书背景之下，对当时的文坛大老方孝孺，自然是极力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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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位蜀王到四川就藩，排场也非常的大！对于蜀王的就藩，朱元章极其重视。朱椿前往成都途中，随行军士有1840人，对于这些人，老朱的赏赐是每人钞7锭。而参与蜀王府营造工程的工匠，则每人赐钞十锭。此外前期还让户部运钞三十万锭赴蜀府以备赏赉。根据《明史·食货二》的记载，洪武年间钞一锭，折米一石。另外据研究，明代一石约折合粮食92至94公斤。由此看来，对于蜀王之国，老父亲在经济上做出了巨大的保障工作。
此外根据《实录》记载，当时四川都指挥使司属卫并成都三护卫军士总人数，合计约为人。这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就是蜀王朱椿。
也就是说手握重兵的蜀王，有着宽阔的王府，丰厚的王府赐田，可私下里仍然感觉到不满足，仍然以投献的方式，鲸吞了大量的百姓田产！
百姓的大量田产都投献到王府之中，自然是不用交税的！
再加上小幅度干旱，官府收不上来足够的税粮也顺理成章了！
真是好险恶的用心啊！
这个丰都知县丁谓，竟然打算把这个烫手的山芋往自己的怀里塞！
一想到这，张丹青心中便有些微微愤怒！自己又岂是任人操弄的刀子？
朱元章的护犊子性格，天下又有谁不知道？！这位老皇帝吃尽了一辈子苦，小时候又是挨惯了饿，做了皇帝，生怕自己的儿子以及子孙后辈挨饿受冻，对他们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大加赏赐，生怕他们过得不奢华！
这种背景之下，即便自己是钦差，也实在没兴趣管皇帝老子的这些家事！
真要管了，指不定就会踩着地雷！炸得自己粉身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