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这位开国之君，对道教，对佛教就是想用就用，想管就管，收放自如，而且对不同的门派亲疏远近尺度掌握得也不错，他的大原则就是谁对我有用我就对谁好一点，哪个道士对我忠心我就对他好一点，还是实用为王。
正是在这种实用为王的思想指导下，朱元璋才成立了道录司、神乐观，用道士来负责国家的礼乐祭祀大事，同时加强道教在斋醮科仪方面的改造和指导，把儒家的，也是他自己需要的重君主、重国家、敬天地社稷之类的高尚思想融入进了道教，同时又加入了尊祖考、爱胞与、明群伦等元素，反正是他愿意的都加，至于道士们是不是满意那不重要，反正不愿意也得按我的意愿来改，否则你对我来说无用甚至有危害，我又凭什么扶植你，凭什么允许你存在？
所以说，如果用一个词语描述朱元璋对于道教的态度还是这四个字——实用为王。封建礼法至上，皇权至上，其他的都是为这一核心服务的，在皇帝面前，宗教同样也要低头。
如果道友们找找当时的一些文献研究一下就会发现，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就不再称什么龙虎山的老大为天师了，因为他认为“至尊者天，岂有师也，以此为号，亵渎甚矣。”也就是说，朱元璋表示：“朕给你封了二品高官，让你掌天下道教事已经是够意思了吧，朕是天子，你叫天师，你觉得合适？”
这还是建立在龙虎山和朱元璋的关系不错的基础上的，要不是张天师早早得就对朱元璋表达了忠心，以朱元璋那种阴暗的心理会这么和你说话？张正常突然听到皇帝这么一问一时还没反应过来，心说我们这天师都传了四十多代了，也是历代王朝都认可的，要有问题还能留给我来发现？看来这皇帝老儿要挑事儿。当然心里这么想嘴上是绝对不敢说出来的，只好像受气小媳妇似的弱弱地问：“还请陛下批评。”
朱元璋面无表情地说：“我问你？天有师吗？如果有是你吗？你有什么资格当天的老师？还天师呢，你这么大本事咋不上天呢？”
皇帝这么说张天师就没办法接了，心里想的是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嘛，我还能怎么说？又敢怎么说？
眼看张天师一副唯唯诺诺的怂样，朱元璋接着训：“朕是天子，你却想当天师，你真觉得没问题吗？以后你们龙虎山不能再天师天师的叫了，嗯，让朕想想……以后就叫真人吧。”
“另外，回去好好整顿整顿你们教内事务，我听说你们很有钱啊，外面都说正一道奢侈成风，秽乱不堪，还收留了不少逃役的人，还有什么是你们不敢做的？你看人家全真道士，一个一个的只管清修，不但经济上没任何问题，作风上也干净，再看看你的手下，用公款大吃大喝，动不劝还出国考察，我看你得组织个考察团白云观好好去学习学习。”
说得嘴里有点发干，朱元璋牛饮了一口号称雨前花茶的浓茶，重新开启了训导模式：“朕决定由道录司牵头进行整改，逐步压缩国内的道观，也包括你们龙虎山，严格度牒管理制度及发放审核工作，朕想想……以后每三年发一次度牒吧。另外还得控制道士的年龄，不能让能好劳力出家，男人四十岁以下，女子五十岁以下的都禁止出家，不能给他们发度牒，这一条没的商量，年轻人全当道士去了，谁来扛枪谁来保卫家，谁去种地养桑麻？”
1390年，朱元璋上谕礼部“严禁伪造符箓”，“天下符箓，出此一家”，就是龙虎山，民间严禁随便画符。第二年，就是洪武二十四年又下诏：“……学道者曰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俗，污教败行，为害甚大。”
实际上朱元璋在位期间，对于道教的管理制度还有很多，比如还限制了各级政府部门下属的道士人数，一个府的道士总数不能超过40人，一个县里的道士总数则不能超过20人，具体这些全都是由道录司负责监督和落实。
朱元璋对于道教的这种实用为王的现实做法差不多被后代子孙视为了家训一代一代地传了下去，因此后面的皇帝基本上都沿袭了明初的宗教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注定了道教不太可能有很好地发展。当然事无绝对，中间也出现过两个意外情况，其一是武当山道教的兴起，其二就是出了一个极品皇帝朱厚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