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友们都知道康熙是个汉学迷，尤其是喜欢程朱理学，对佛教和道教却不怎么感兴趣，宗教政策无非就是沿续顺治旧制罢了，相对来说对道教的管理还是更加严格一些。
想当年顺治加封张应京时明确了一品大员的工资标准。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五十四代天师张继宗来觐见讨封的时候，封赏显得很多，比如除了正一嗣教真人的封号外，还加赐了一个“碧城”的号，赏下了乾坤玉剑，送了一套北京二环内的四合院，还亲笔御书了“大真人府”的匾额挂在小院门口，顺便又给龙虎山上清宫写了幅“大上清宫”的匾额。看起来赏赐很丰厚，但是却少了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那个一品银印，也就是说只给张继宗挂了一个虚名。
直到康熙四十二年，康熙在加封五十一、五十二和五十三代天师为光禄大夫的时候，顺便才给张继宗封了光禄大夫的官，总算明确了他的正一品的待遇。康熙虽然对道教管理相当严格，但是纵观整个清代的皇帝，他对龙虎山的张天师真的算是挺照顾的。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张继宗再次入朝觐见时死在了扬州琼花观，五十五代天师张锡麟承袭爵位，也被诰授光禄大夫之衔。雍正五年（1727年）张锡麟入京朝觐途中，在杭州病逝。张锡麟的儿子张遇隆接任五十六代天师，前面提到过他。由于张遇隆当时还太小，不能袭爵嗣教，所以基本上就是他叔叔署理教务，直到乾隆七年（1742年）才奉旨袭爵入觐，带着一块“教演宗传”的匾额回到了龙虎山。
在张遇隆掌教期间，发生了梅毂成弹劾张天师的天师降格事件，后面会讲到，这也导致了张天师降级，也就是从那时起，龙虎山正一道才开始真正的走向了衰落。张遇隆死后，仅被诰赠为通议大夫，此时已经从正一品降到了正三品。
康熙对于龙虎山张天师的优待并不表示他对道教尊崇，对道教的危害认识得相当清楚，在御批《资治通鉴》中康熙对于宋真宗当年动不动就玩下天书雨的游戏很不以为然，说：“天书之丑，人人得而非之”。进而说：“自古人主好释老之教者，无益有损。梁武帝酷好佛教，舍身于寺，废宗庙之血食，以面为牲，后竟饿死台城。宋徽好道，父子皆为金虏，此可鉴也。”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他谕吏部官员们说：“一切僧道，原不可过于优崇。若一时优崇，日后渐加纵肆，或别致妄为，尔等识之。”在《大清会典》中还记录了康熙的这样一段话：“释道二教，亦王化所不废，惟严其禁约，毋使滋蔓。”康熙帝甚至认为“至于僧道邪教，素悖礼法，其惑世诬民尤甚。愚人遇方术之士，闻其虚诞之言，辄以为有道，敬之如神，殊堪嗤笑，俱宜严行禁止。”已经把道教视为了邪教，非常想禁掉了，这些话无疑是表达了清王朝对于宗教的基本态度。
在《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康熙这样说：“今日之僧道，实不比昔日之横恣，有赖于儒氏辞而辟之。盖彼教已式微矣，且藉以养流民，分田授井之制，既不可行，将此数千百万无衣无食游手好闲之人，置之何处。”显然经历过几十年的稳定发展，大清朝已经逐渐改变着四处风烟，到外不安定的局面了，而道教也被打压得只适合“留资画景与诗材”，禁不禁的都没什么影响的地步了。
总体来说，顺治、康熙二帝期间清政府逐渐巩固了统治，在初期的道教的休养生息的思想还是值得推广的，“道法自然，为天地根，老氏之学，能养其根。流而成弊，刑名放荡……”这也是道教没有被一棍子打死的原因之一。
对于黄老之道的认可，这二位皇帝都对《道德经》作过批注，可见还是比较认可这部经典的。但人家心里很清楚，《道德经》是黄老之学，道教是道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黄老之道的确有用的，而道教则是流而成弊，于世无补，所以说道教还是算了吧。
时光荏苒，转眼喜欢结交道士的胤禛接班成为了雍正皇帝，道教迎来了可以说是最后一次转机，可惜只是刹那芳华。
雍正还是胤禛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和道士、和尚们来往，甚至还流传下来不少和这些人交往的诗文。比如有一首《赠羽士》是这么写的：
身在蓬瀛东复东，道参天地隐壶中。
还丹诀秘阴阳要，济世心存物已同。
朱篆绿符灵宝录，黄牙白雪利生功。
一瓢一笠浮云外，鹤驭优游遍泰嵩。
这首诗当然是雍正还没当皇帝的时候所作，可以看出他对道教教义的肯定，对道家的外丹、内丹、符箓等等也是有所了解的，对道士的生活也有那么一点向往。
雍正还写过两首《碧霞祠题宝旛步虚词》，其中一首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