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当时甘肃地方官许承尧说：“清学部乃遣人辇其经入都，号五千卷，然佳者寥寥，又皆割裂充数。其留于武威、张掖、皋兰者不少，皆精整”。1913年，许承尧在兰州买到了二百多卷敦煌藏经。类似记载还有很多，无不说明着这批宝藏多舛的命运。
接下来就是雁过留声，一路上层层扒皮，押运官何彦升（一说傅宝书、武相臣）路上连偷带卖的还不算，到了北京后直接把车赶进了儿子何震彝的家里，让儿子找来亲家李盛铎、刘廷琛、方尔谦等人，快快快，内部福利来一拨，挑一轮先。这帮家伙挑出来不少珍宝以后，眼看数量也对不上了啊，于是就把大量完整的经卷一撕两半、三半，边撕边窃笑不止，哎哎哎，差不多了，别再撕了，再撕就多了。就这样，最后进了京师图书馆的只有8679件（一说8697卷，显然有一个是错误的），不足藏经洞全部五万件的五分之一。后来，这批被私留下来的文物基本上都被这帮人私藏起来，也有一批卖给日本人，比如李盛铎曾经一次性以八万日元卖给日本人432卷写经，真是“厂肆出售不绝也”。这就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外国人视若珍宝，请进了国家博物馆里的东西，被这些国人糟蹋至如此，不知道余秋雨会给这些人安上一个什么词。
道友会问了，这么明显、这么明目张胆地行为上面人都瞎了，看不出来吗？还真有人发现了，发现人就是宝熙，于是写了份折子上去。当时倒是把傅宝书扣下来了，不过道友们想一想1911年多乱啊，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南方打仗，俄国人来捣乱。最主要的是那年是辛亥年，发生了辛亥革命，皇帝哪有闲心管这么件小事儿啊，所以最终就不了了之，傅宝书直接回了甘肃。
至此，前后历时9年之久的藏经洞事件总算告一段落，但是并没有结束。
上面不是说王道士因为气愤银子没到手，私藏了一批经卷嘛。那天他从县里回来以后，赶在官府来搬经卷之前，请人做了两个大木桶，把一些经卷装进去，然后套在柱子上，连钉再锢，弄得相当结实。最后又用油漆彩画，这样就制作出来两个转经筒。不知道怎么回事，被来运经的官员知道了，可是眼看拆这两个大桶实在是太麻烦就没理会，只是在上面盖了两个大印，让王道士好好看管。1911年9月30日，新任知县申瑞元还曾经专门来看过这两个木桶，看到大印没被动过，也没仔细检查，只是命令王道士好生看管就回去。
1912年，日本人桔瑞超、吉川小一郞等人来敦煌，王道士从大木桶里取出来四百多卷经卷卖给了他们。
1914年3月，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王道士对这位老朋友非常热情，对他炫耀自己多年来的成绩，“王道士给我拿来了账本，仔细地记着我捐给他的银子总数，十分自豪地对我说，石窟前的那些新盖的寺庙和寮房都是用我捐的银子盖的。还说我很仗义。”
他还告诉斯坦因，当年朝廷来拉走那些藏经时根本没当回事儿，也没登记数量，粗粗打捆就装车，到敦煌衙门口就被人偷了不少，沿途也不知道又丢了多少。
当讲完了这几年的事情以后，斯坦因急忙用500两银子从王道士手里买了五百多件写本和佛画，不用说，王道士又拆开了大木桶。在回程的路上，斯坦因又一路上四处收集了一些流出的经卷。1915年，斯坦因带着这些经卷连同这次考察的收获共182箱离开了新疆。
1914年8月20日，俄国人奥登堡来到敦煌，又低价从王道士和周围居民手里买走了三百多件经卷。
王道士的外贸生意如此红火，消息终于传了出去，所以1919年甘肃教育厅给敦煌县下过一次命令，让他们把所有藏经送到省图书馆里来，发令人是当时的省教育厅长阎士璘。当时的敦煌劝学所倒时不时的派人去找王道士，但是王道士坚决不同意运走，笑话，你们又不给钱，还不如卖给外国人呢。
第二年，阎士璘又派人去敦煌督办此事，6月17日到达敦煌，由劝学所所长朱文镇等人带着来到莫高窟。当时打开藏经洞后，发现还有成捆的藏文写经94捆，重405斤。
王道士当然还是不同意拿走这些经卷，反复谈判给他留下了90捆，依旧封存起来，兰州来的人带回去一捆，敦煌劝学所带走3捆。
实际上，如果北京拨来的银子如果能够给了王道士，被他藏下来的这批经卷也不至于又流失海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