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时的平民绝大多数都从事农耕,所以“重农”就是“重民”,重农倾向必然会发展为民本思想。《管子》中有关农家的内容着重体现着农家的民本主义思想,成为农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环。
农家看到,民心是不可违背的,“顺民心”是一切统治的基础,贤明的统治者能够顺应民心,以民心向背作为自己行为的指针。《管子·牧民篇》提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由此可见,农家通过“民心”这个概念,初步感觉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比儒家的民本主义还要进了一步。
“忠爱民”是统治天下的基本方式,农家看到从事耕种的农民的辛苦,要求统治者要体恤百姓疾苦,不可巧取豪夺。《管子·权修篇》提出“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要求统治者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可巧取豪夺,不能对百姓剥削太重,也就是要减轻赋税,轻徭薄役;同时要注意节约,不能穷奢极欲。这里虽然已经改变了许行的人人平等劳动的主张,但这样的改变无疑是统治者更易接受的。
在《管子》一书中,农家还非常关注农业灾害问题,提出“修饥谨,救灾荒”。农家将水灾、旱灾、风雾雪霜、疾病、虫灾合称为“五害”,认为“五害”是危害百姓生活和生产的重大灾害,因此,一个贤明的统治者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当务之急在于扫除“五害”,只有解决了这些灾害问题,解除百姓的痛苦,百姓才会服从统治。在《管子》的作者看来,水灾是最危险的自然灾害,尤应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这样,灾害意识就成为农家民本主义的重要构成部分。
“农本商末”是华夏传统社会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先秦农家力主“农本商末”,推动统治者确立这项基本国策,并促进社会认同这一价值观念。农家认定,农业是一切财富的基础和来源,一个国家要想安定富足,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而商业则是破坏和损耗社会财富的根源。商人不会创造财富,只不过是拿别人的产品,买贱卖贵,从中渔利,同时,商人还要吃饭和穿衣,要大量消费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布帛。不仅如此,农民劳动多而收获少,商人却付出少而收获多,这种反差和对比会造成农业劳动力的流失。
首先,农业是保障百姓生存的基本手段。国家以百姓为根,百姓以谷为命。如果百姓无谷,国家就会失去根基,因此,必须将发展农业生产摆在重要的位置。而珠、玉、金、银之类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衣穿,对于处于饥寒之中的百姓来说毫无价值。
其次,农家认为,强大的军队是国家稳定的根本保障。在先秦时期,对军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足的军粮和稳定的兵源,而这两项都需要通过发展农业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