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痛苦的是,就算侥幸考上了,高昂的学杂费也让很多家庭和莘莘学子望而生畏。就比如我,倘若有完整的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体系,我又何至于放弃那么好的上大学机会,不得不外出打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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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威和我是同龄人,他成绩一直中下游,但他渡过了四年快乐而美好的大学生活,现在在为继续读研究生还是出国深造愁。可谓前途似锦,来日方长。而我,在班里成绩从来没落过前三名的我,却早己历尽世事沧桑!
生在农村,是一种原罪!而对于很多希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人来说,没有生在北京,也是一种原罪!
虽然高考并不是人生的惟一机会,但这个社会提供给我们的机会实在是太少太少了。没有考上重点大学,要想靠自己的努力赢得别人的尊重,实现自我价值,这条路是太难太难了。我自己,本身就是很好的例子。不是不努力,不是不懂得自己的价值!
所以,无论如何,我一定要让海鸥上重点高中,然后比那些享受高考优惠的同龄人付出十倍甚至百倍的努力,再考取重点大学!
大约这个话题触到了时老师的痛处,他又开始侃侃而谈,言辞激烈,斗志昂扬,脸上闪现出曾经的桀骜不驯来。我恍若又回到四年前的课堂,他在给我们上政治课,那时的我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对未来充满无限幻想。但现在,幻想就象五彩缤纷的肥皂泡一般破碎了,全都破碎了。
时老师的每一句话都说到了我的心坎上,我静静地聆听着,一动不动。但偏偏,“红鼻子”老师很不合时宜地打断了他的话,语重心长地说:“老时啊老时,你怎么还象以前那样口无遮拦呢?别忘了,你现在可不是普通老师,你是教导主任!”
时老师呆了一呆,立刻闭了嘴,神色也同时暗淡下来,但很快又恢复了刚才那个笑眯眯的模样,看了看我旁边海鸥,和谒可亲地问:“你来这儿,有事吗?”
虽然他现在的和谒可亲远不如刚才的桀骜不驯来得真实,但我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这是我弟弟杨海鸥,他离一中的录取分数线还差两分,我想交一些择校费,让他上一中。”
时老师好心提醒道:“如果是少数民族、烈士子女、特长生或参加过市级以上竞赛获奖的,中考都可以加分。”
我苦笑了:“我家什么都不是,农村孩子,就知道死啃书本。除了不需要任何运动器材的田径项目,有几个有特长的?至于各式各样的竞赛,更轮不到我们了。”
时老师诡秘地笑笑:“这你就不知道了,加分里头学问可大了。你要是中考前早一点来找我就好了,可惜现在不行了。或者,你亲戚朋友中有没有认识什么有点关系的人,可以帮你周旋的?”
我想了想,讷讷地说:“我只认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