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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42章 浅谈晁错的削藩论(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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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光问:“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恐有德说:“你还记得汉景帝的削藩论吗?也就是晁错的必死局:削藩策只是诱因,真正断送其性命的是他的变法意图

景帝前三年春正月(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刘启派遣中尉张嘉,召御史大夫晁错入宫议事。如今正值战时,吴、楚七国因削藩策俱反,前方战事吃紧,皇帝经常召见自己的老师晁错共商对策,这也是常有的事。

晁错奉诏后不敢怠慢,一丝不苟的换上朝服,随中尉上了马车,往未央宫而行。但令晁错意外的是,马车在经过长安东市时,中尉陈嘉忽然勒令停车,并在晁错错愕之下,拿出另一道诏书,数落晁错“亡臣子礼,大逆不道”的罪过,令腰斩弃市。

随车的卫兵立刻将晁错拿下,当即于东市行刑,这个与贾谊齐名的一代名士,就此惨遭刀斧,命丧黄泉。而且他也成了大汉开国以来,第一个身穿朝服就戮的三公高官。

对于晁错的死,事后不仅汉景帝懊悔,历代的文人墨客也无不惋惜嗟叹。但不论汉景帝如何“喟然长息”,也并不能丝毫改变晁错的必死困局。

表面上看起来晁错死于削藩,可实际上身为汉初“新法家”的旗帜人物,晁错的死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在里面。

这咱们不得不说这个晁错与法家。

三国时期的思想家刘邵,在其着作《人物志·流业》中道: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家,如管仲、商鞅即是也。

“建法立制”是法家的标志,但这绝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依法治国”,它本质上还是为了实现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而在人治基础上实行有限的“法治”。

法家思想兴起于战国初年,李悝变魏法可视之为发端,而商鞅又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最终在韩非子手中才集大成。

秦国之所以能“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法家居功至伟。“厉行农战”、“严明法度”、“尊君抑臣”是当时法家在秦帝国践行的施政方针,也可以称之为法家的主要思想内核。

但一统天下的大秦帝国二世而亡,处于统治地位的法家也遭受毁灭性打击。新生的汉王朝在反思前朝速亡的经验教训上,一致的认为秦因苛法败亡。

政论家陆贾在与汉高祖争论如何治理天下时,曾道:“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汉之所以得天下,正是秦严刑峻法,百姓不堪其苦,才有陈胜吴广的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为后来刘邦,建立汉朝,创造了条件。

在《新语》中,陆贾进一步阐述:“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直接将法家指认为秦亡的元凶。

因而汉初的治国之策中没有丁点法家的影子,提倡“无为而有为”的黄老之学反倒成为统治者施行的首选国策。

就像《淮南子》所说的那样: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所以为末者,法度也。

在汉初的政治氛围里,法家是最次等选择的存在,想治理好天下,就要行仁义。

那么又如何行仁义呢?

那便是“天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

秦末汉初,经过连年大战,户口十不存一,不仅人口锐减,田园荒芜,经济也异常衰败。这时候显然不能再搞秦朝那一套,“重赋敛,繁徭役,严刑罚”。

所以汉初倡导无为,与民休养,轻徭薄税,不折腾老百姓,鼓励人口繁衍,开垦荒田,恢复经济。以至于司马迁感慨道: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所以汉初才不行法家,而行黄老之术,正是基于当时恢复民生的客观条件下的最优选择。但同时,因为人口滋生,经济恢复,国家对地方控制力不足的短板,也就完全暴露了出来。功臣揽权,豪强兼并,匈奴侵扰,以及诸侯王势大,等主要矛盾愈加突出。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先秦法家没有市场,可无“法”则中央权威不振,皇权不专,更不要说什么强国富民,于是乎以晁错为代表,杂糅儒法、兼蓄阴阳,更注重“仁政”的新法家思想便应运而生,并接连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提出了,他们改革的主张,希望收权威于上,实现汉王朝的兴旺繁盛。

文景时期的改革

文景之治是被历朝历代所称道的治世,我们都知道,之所以有此大治,正是因为统治阶层在政治上采取“无为而治”的结果。

但估计很少有人知道,从文帝开始,其实汉王朝内部已经开始尝试有限的改革,来试图改变政治上的“无为”。

汉朝建国后留下很多政治后遗症,除了地方近乎独立的诸侯王国问题,中央朝廷内的功臣势力也非常强大。

本与皇位无关的文帝,就是在功臣集团诛除吕氏后,集体拥立的。这些功臣们跟随高祖起兵多以战功封侯,遍任朝中要职,彼此盘根错节,完全把持着军政大权。

在文帝继位之初,文帝就曾提拔年少才高的贾谊为太中大夫,替他出谋划策。贾谊在礼仪制度、功臣诸侯王、匈奴问题上提出一系列“多为”的改革建议,但大多因当时无力实行的客观条件而作罢。而贾谊也在帮助文帝削弱功臣集团权力,建议列侯,离开长安,回到封地的过程中,被周勃、灌婴、张相如等功臣集团集体抵制,惨遭贬谪。

功臣集团们,以军功获得了高低不等的爵位,拥有田宅、经济特权,汉初国家又奉行“黄老之术”,对经济政策又不多做干预,军功之人在地方则为豪强,在中央则为三公九卿,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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