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尽管他和杜正伦都提出了改革的建议，但是由于大臣们不愿意改变现状，改革最终没有实施。
这说明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改革面临着很大的阻力，即使有识之士提出了合理的建议，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实施。
这也反映出当时官场的一些弊端，如官员选拔的随意性和官僚主义的阻力，这些问题可能会影响政府的效能和公正性。
而这样的制度只会让行政机构越来越臃肿，让朝廷的工作效率下降。而这一状况随着王朝建立的时间越长，便会越严重，而且永远不会得到改变。
而且，看看那些被推翻的王朝，其末代之时往往都是财政出了问题。人口的增加根本没有带来国库的充盈，这些本应进入国库的钱财，最终成了臃肿官僚们的俸禄。这也是王朝倒台最根本的原因。
除非王朝交替，新的王朝在建立之初，才有可能是最精简的官僚体制。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显庆三年。
正月之时，长孙无忌等人呈上了他们修订的新礼仪规范。皇帝李治下令在国内和国外都要实行这些新的礼仪。
在此之前，李治认为贞观年间的礼仪规范不够完善，因此命令长孙无忌等人进行修订。
当时许敬宗和李义府掌握实权，他们对礼仪的增减有很多都是迎合皇帝的意图，但是儒家的学者们对此表示反对。
而太常寺的博士萧楚材等人认为，提前准备凶事是不合适的，这不是臣子应该讨论的。许敬宗和李义府非常同意这个观点，于是就焚烧了《国恤》这一篇文章，从此关于凶事的礼仪就缺失了。
其实许敬宗和李义府作为掌权者，对礼仪的修改有很大的影响力，只要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便会横插一脚，管你是不是传统、是不是美德，老子说不行就不行。
而历史长河中的很多传统习俗，都是被这样的混账玩意儿给弄没得。要知道，一个民族的道德与习俗息息相关，失去一种习俗，往往便代表着某种道德底线的丧失。
这种改变，将对一个民族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
李治对于这样的情况是清楚的，否则他也不会让人下诏令不许尊长跪拜僧尼，更不会让长孙无忌等人去修新礼。
但是他偏听偏信的性格，又注定让这一件事情变得不伦不类，最终的结果并不能尽如人意。
此时的金山正开完新一年的规划会议，铁路的延长以及沿途小镇的建立都在规划之上。
有了大食国那边交易过来的奴隶们的加入，今年的铁路至少需要开辟出五百公里。同时，将会在周边建立一个小镇，用以安置一些人口进行开荒。
海船的建设将是另一个重点，造船厂需要建造两艘大型铁甲船以及二十艘木质海船。
为此，相关配套的炼铁厂、造船厂等等厂房也将跟着新建。而由于海运装载能力的增加，轻工业商品的生产数量也必须跟着增加。
这样一来，金山对于钢铁等工业材料的需求又扩大了好几倍。为此，崔俊便要求李恪那边也跟着新造一些的大型的木质海船，专门向金山地区运送煤炭与金属矿石。
同时，为了加快李恪在澳洲开矿的速度，崔俊便开始将炸药运往澳洲，帮助他们炸开山体，方便得到矿石。
最后便是要在金山推行新的货币政策，初步所定的货币种类便是金币、银币与铜币。
各级的货币价值相差十倍，最低级的铜币锚定粮食中的大米为基础。一铜币可以购买一公斤大米，其余的物资便按照大米为基础，等量、等值换算。
而这一步动作，将会在今后，发挥巨大的经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