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冬青坐着看电视,酸奶不解渴,又去喝了点凉水。
就这样,几分钟过去。
劳拉走来盘腿坐下后,询问他说:“我在曼哈顿国际中学里,总共有四十二位客户,你知道我指得是什么,这样会被判多久?”
叶冬青看向她,眼神中带着疑问。
见这位姑娘不像在开玩笑的样子,终于猜到可能出什么事了。
而且多半就是那档子旧事,其实也不算旧,才过去两个多月而已,很容易被翻账。
他开口道:“所以晚上才喝那么多啊,这个没有固定的标准,要看法官怎么样,也要看你的态度,最最重要的是你需要有一位好律师帮忙,这个我可以帮你解决。”
想让她从这摊浑水中全身而退不太可能,不是小孩子了,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瞧见劳拉眼睛里有泪水打转,叶冬青又补充句:“我觉得轻判几个月,帮你交足保释金,不用进去是有可能的,待会儿可以打个电话问问律师,他们知道得比我多。
下午那家伙对吧?必须要让那种蠢货付出代价,这个我可以帮你解决,看样子不用等到以后再报仇啦。”
“现在不是报仇的事,我同学告诉我有警察打了她的电话,问她知不知道我当时的生意!”
劳拉没忍住,还是靠着叶冬青的肩膀哭到泣不成声,带着鼻音嘟囔道:“上帝啊,万一传到学校那边怎么办!他们绝对会取消我的入学资格!”
叶冬青也想到这点,怕劳拉担心才故意没说出来,有人做错事不值得原谅,但他不认为身边的姑娘就是个坏人。
说起来,之所以走投无路到犯罪的地步,主要还是因为她在一个十分糟糕的成长环境下长大,自己经历过那种无人可依靠的绝望感,跳楼前干的那些事可比劳拉做的恶劣多了。
美国福利没那么好,有实力的富人家孩子很容易得到大学奖学金,非常穷的穷人家孩子,也容易得到奖学金,中间段的那些就只能靠自己,固然做错事,却也是为了生活。
经过那么长时间相处,多少了解劳拉的品性,属于没太多主见的那种,这可能跟眼界有关,在遇到叶冬青之前,她只是一位从小就念书的普通学校学生。
为了让她别哭,好话说尽,将帮忙解决的事揽到自己身上。
不管现在是几点,打了个电话给纽约的律师,让他帮忙找位合适的高级律师处理之后可能会出现的麻烦。
幸好贝克·麦坚时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老强尼·鲍尔律师善解人意,没有责怪他在大半夜,而且是圣诞节这天打扰自己休息,帮忙介绍了位哈佛法学院的学弟给叶冬青,据说从没败诉过,这种金字招牌可不多。
代为联系后,叶冬青和对方通了电话,开扩音带劳拉一起听,得知情况再差也差不到哪去,这才让劳拉稍微安心些。
关于让她愁的入学问题,暂时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实在不行去英国伦敦之类的地方念书也可以,它们不会调查学生是否在美国犯过罪,别在自己学校惹祸就行,帝国理工、剑桥、牛津这些,名气不比麻省理工、哥伦比亚之类的差,甚至要更好。
解决掉这桩心事后,劳拉终于稍微放下心,瞧见他这带有湿痕的肩膀,不好意思地将鼻涕擦干净。
沉默片刻,壮起胆子说道:“我知道你是个花心的男人,比如那位小演员,但你为什么从没对我提过要求?”
憋在她心里很久的问题,早在刚认识那会儿,劳拉就以为他对自己有意思,但那么长时间过去,竟然没任何表示,这让她一度认为自己在叶冬青眼中没有任何魅力,甚至比不上那位“上了年纪”的女明星。
好吧,其实上次那位才二十多岁,从她这个年纪来看,已经算大了。
在见面五次就应该干啥的美国,两个多月的相处时间确实不短,除了那种事之外,劳拉找不到任何能让叶冬青这样帮助自己的理由,工作能力不行、就连当保姆都显得笨手笨脚,对于这些,她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