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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河岳英灵集》序(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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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岳英灵集》序

作者:【唐】殷璠

梁昭明太子撰《文选》,后相效着述者十有馀家,咸自称尽善。高听之士[1],或未全许。且大同至于天宝,把笔者近千人,除势要及贿赂,中间灼然可尚者,五分无二,岂得逢诗辄纂,往往盈帙?盖身后立节[2],当无诡随[3],其应诠简不精[4],玉石相混,致令众口谤铄,为知音所痛。

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编纪者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方可定其优劣,论其取舍。至如曹、刘,诗多直语[5],少切对[6],或五字并侧,或十字俱平,而逸驾终存。然挈瓶肤受之流[7],责古人不辨宫商徵羽,词句质素,耻相师范。于是攻异端,妄穿凿,理则不足,言常有馀,都无比兴,但贵轻艳。虽满箧笥,将何用之?

自萧氏[8]以还,尤增矫饰。武德初,微波尚在[9]。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

璠不揆,窃尝好事,愿删略群才,赞圣朝之美。爰因退迹[10],得遂宿心。粤若王维、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此集便以“河岳英灵”为号。诗二百三十四首,分为上下卷。起甲寅[11],终癸巳。论次于叙,品藻各冠篇额[12]。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13],终无取焉。

注释:

[1]高听:见解高超。[2]身后:当作“身前”。[3]诡随:随声附和。[4]诠简:选择。[5]直语:质直。[6]切对:工整的对仗。[7]挈瓶:喻学识浅陋。肤受:学问只得皮毛。[8]萧氏:指梁代。梁代皇帝萧姓。[9]微波:指梁陈绮艳余风。[10]退迹:辞官归隐。[11]甲寅:开元二年(714)。[12]篇额:篇首。[13]梁、窦:指梁冀、窦宪,皆东汉时的权门贵戚。

赏析:

在唐人选唐诗中,殷璠的《河岳英灵集》专选盛唐诗歌,有着严格的选录标准,并结合对入选诗人、诗作的品评,表达自己对诗歌的见解,是一部重要唐诗选本,历来受到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史家和选家的重视。这部选集的序,集中表述了编选者选录当代诗歌的审美标准和严肃态度,是诗歌理论批评史上一篇重要的文献,也是一篇颇见作者个性的文章。

序文开头一段,通过批评萧统《文选》以来许多文学选本“诠简不精”的弊病,强调选家的选录标准必须谨严,不能“逢诗辄纂”,不加选择。作者特别提出《文选》以来的选本和“大同(梁武帝年号)至于天宝”这二百二十多年时间,表明对梁陈以来的诗歌及这一时期的选本持严格的批评态度。在这一时期近千“把笔者”中,殷璠首先剔除“势要及贿赂”者,旗帜鲜明地反对以权势地位为选录标准。这正是序中着意强调的一个原则。

第二段从诗歌有神来、气来、情来及雅、野、鄙、俗诸体之别,推论编选者必须“审鉴诸体,委详所来”,方能定其优劣,论其取舍。这里提出了编选者的审美眼光问题。他举建安时代曹、刘的诗为例,指出它们虽“多直语”、“少切对”,却有很高的审美价值;那些见识浅薄的人责备他们“不辨宫商徵羽,词句质素”,正说明这些选家“但贵轻艳”,不重比兴的审美趣向。作者严厉批评这种选家及选本,正体现了对梁陈以来轻艳浮靡诗风的批判态度,也透露出他所提出并坚持的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标准。

第三段追溯了从萧梁到当前这段时期诗歌风貌的变化,并把“开元十五年(727),声律风骨始备”作为新时期诗歌成熟的时间、风貌标志。接着,分析了这种新诗风产生的原因,即统治者“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人“翕然尊古”,继承风雅传统的结果。这一段述诗风演变,要言不烦,颇为治文学史者所称引。

末段交待编选此集的目的与体例。此编初选、补选时间不同,故入选作品的下限时间有“乙酉”(天宝四载,公元745年)与“癸巳”(天宝十二载)之异文,入选篇数亦有“一百七十首”与二百余首之异词。诗选在诗家之前冠以“品藻”,是殷璠开创的融选诗与评诗为一体的新体制,故特加标出。结尾特别强调选录标准之严格,“纵权压梁(冀)、窦(宪),终无取焉”,遥应篇首“势要及贿赂”者,是画龙点睛之笔。这是在曲终奏雅的关键处再次强调本编完全以诗人创作的成就及作品的艺术水平为选录标准,而不以作者的权势为标准。从本编入选的诗人多为落拓不偶、栖迟簿尉的中下层文人及诗作的艺术水准看,编选者的这一反复强调的标准是郑重地付诸实践的。这一点,既是诗坛情况深刻变化的反映,又和殷璠个人的遭际地位密切相关。梁、陈以来轻艳浮靡的宫体诗风,影响直至唐初,其时作者多为帝王贵族和宫廷文人。随着世族地主文人逐步退出文学舞台,庶族文人逐渐成为诗坛主体,以权势地位为选录标准的旧习自然要被革除,殷璠旗帜鲜明地反对以权势取诗,正是适应了诗坛的深刻变化。殷璠本人,据今人考证,也有过屡试不中,长期以处士身分困居丹阳(曲阿)的经历,因此对仕宦不进、困顿坎(左土右禀)的诗人怀有真切同情。以诗而不以势为标准选诗,正是《河岳英灵集》的特色和受人重视的原因之一。

序中标举“声律风骨”兼备,《集论》中也以“气骨”、“宫商”并举,这应该是殷璠评选盛唐诗的重要标准。但实际上,他于二者之中偏重于风骨。这不仅表现在他多选风骨遒劲的古体,而且在评论诗人时也多以风骨作为主要标准。在序中对“或五字并侧,或十字俱平,而逸驾终存”的古体非常赞赏,对“责古人不辨宫商”的挈瓶肤受之流投以轻蔑,赞颂“恶华好朴”,鼓吹“翕然尊古”,都可看出他的主要审美趣向。

殷璠指出文有“气来”,本篇正可视为“气来”的典型。文章从首段批评近世选家“诠简不精”开始,就贯注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以下批评挈瓶肤受之流,历叙诗风演变以至篇末宣称“纵势压梁、窦,终无取焉”,都有一种对自己的认识和所坚持的观点的高度自信。因此,文章在论述过程中常带着锐利的锋芒和强烈的感情,像首段、次段、末段的结尾,这种特点尤为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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