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机
作者：【唐】罗隐
善而福，不善而灾，天之道也。用则行，不用则否，人之道也。天道之反，有水旱残贼之事；人道之反，有诡谲权诈之事。是八者谓之机也。机者，盖天道人道一变耳，非所以悠久也。
苟天无机也，则当善而福，不善而灾，又安得饥夷齐而饱盗跖[1]。苟人无机也，则当用则行，不用则否，又何必拜阳货而劫卫使[2]。是圣人之变合于其天者，不得已而有也，故曰“机”。
注释：
[1]“饥夷齐”句：夷齐，即伯夷、叔齐。他兄弟二人是商末孤竹君之子。初孤竹君以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让位，伯夷不受，后二人都投奔到周。到周后，反对周武王进军讨伐商王朝。武王灭商后，他们又逃到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盗跖：旧时对跖的蔑称。跖为春秋战国时期人民起义领袖，《庄子·盗跖》说他率“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所到之处，使“大国守城，小国入保（堡）”。[2]“拜阳货”句：《论语·阳货》：“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馈）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智）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阳货，季氏家臣，名虎，尝囚季桓子而专国政。孔子不得已而拜阳货。
赏析：
罗隐的《天机》反映了他进步的天道观。所谓天机，犹言天之机密，即天意。关于天道，最初包含有日月星辰等天体运行过程和用来推测吉凶祸福的两个方面，亦即包括天文学知识和关于天帝、天命等迷信观念两个方面的因素，而后者则被利用为殷周神权统治的工具。如《书·汤诰》：“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但宗教迷信的天道观，至春秋时已经动摇，人们开始怀疑天道主宰人事的观念，产生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罗隐不是泥守“福善祸淫”的天命论，而提出“机”说。机者，变也。人的祸福凶吉往往不合于关于天道的腐说，而常常有种种变化。这就从强调变化中否定了天道的祸福守恒律。
罗隐首先将“天道”与“人道”并列提出，天道是“善而福，不善而灾”，人道是“用则行，不用则否”。“善”，从道德观念上说；“用”，从行为表现上讲。罗隐将“天道”与“人道”分项阐说，这就首先否定了“天道”决定“人道”的观点。同时又进一步从它们的“反”面来说，天道反了，即有水旱残贼之事；人道反了，则有诡谲权诈之事。违背了自然与社会正常规律，那就产生了灾祸。“水旱残贼”“诡谲权诈”是“道”的“变”，也就是反道了，那便是“机”。认识了没有固定不变、悠久常是的“道”，那就知道祸福凶吉不会是守常不变的。
天道有“机”，人道亦有“机”，都有反常违律之处。罗隐进一步以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柳下跖虽盗而温饱的事实，说明恰恰有善而灾，不善而福的情况。同样，按“人之道”，用当行，不用当否，那么孔子何必拜阳货，在阳货关于“仁”“知”的说教下，答应“吾将仕矣”。劫卫使不用者而又当用。因此，圣人之变也有不得已而合于天的情况，这就叫做“机”。
罗隐反复论证，集中证明“天机”就是有不合“天之道”、“人之道”的情况，也就是客观现实不完全合于理念上所想象的法则，实际上提出一种符合客观的规律，世事万物都无时不在变化着。但罗隐此文不是哲学论文，而是针砭时弊之作，意在说明唐代的社会有很多颠颠倒倒的现象，因此不可能以今天的哲学观点予以品评。作者表面上好像是说这种颠倒是“天机”，实际上乃在于否定其不合天之道、人之道。这种名为肯定实为否定的笔法，既合事理之道，又得艺术之妙，在罗隐小品论说之作中，也是颖异而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