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逢原墓志铭
作者：【宋】王安石
呜呼！道之不明邪，岂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呜呼！道之不行邪，岂特化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盖无常产而有常心者[1]，古之所谓士也。士诚有常心以操圣人之说而力行之，则道虽不明乎天下，必明于己；道虽不行于天下，必行于妻子。内有以明于己，外有以行于妻子，则其言行必不孤立于天下矣。此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扬雄之徒所以有功于世也。呜呼！以予之昏弱不肖，固亦士之有罪者，而得友焉。
予友字逢原，讳令，姓王氏，广陵人也。始予爱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予爱其节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予得其所以言，浩浩乎其将沿而不穷也，得其所以行，超超乎其将追而不至也。于是慨然叹，以为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于天下者，将在于此，予将友之而不得也。呜呼，今弃予而死矣，悲夫！
逢原，左武卫大将军讳奉諲之曾孙，大理评事讳珙之孙，而郑州管城县主簿讳世伦之子。五岁而孤，二十八而卒。卒之九十三日，嘉佑四年九月丙申，葬于常州武进县南乡薛村之原。夫人吴氏，亦有贤行。于是方振也，未知其子之男女。铭曰：
寿胡不多？天实尔啬。曰天不相[2]，胡厚尔德？厚也培之，啬也推之，乐以不罢，不怨以疑。呜呼天民[3]，将在于兹！
注释：
[1]无常产而有常心者：句中二“常”字，《孟子·梁惠王上》原文为二“恒”字，这里当是避宋真宗赵恒之讳。[2]相：扶助。[3]天民：对于明道而能尽天理之人的尊称。《孟子·尽心上》：“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
赏析：
撰写“墓志铭”一类文章容易犯的通病，不是枯燥呆板，就是揄扬过实，因而被讥为“谀墓”。王安石《临川集》中，“墓志铭”一类文章约有一百多篇，却既无“谀墓”之嫌，又能因人因事谋篇，结构灵活，不拘一格，在唐宋八大家中能兼具韩（愈）欧（阳修）志铭文之长，被誉为“无体不备，无美不搜”（梁启超《王安石评传》）。关于这篇《王逢原墓志铭》，王安石在《与崔伯易书》中写道：“逢原遽如此，痛念之无穷，特为之作铭，因吴特起去奉呈。此于平生为铭，最为无愧。”可见他自己也认为是得意之作。王令（字逢原）卒于嘉佑四年（1059）六月初二日，九十三天后下葬，这篇墓志铭当作于是时。
此文的独特性和深刻之处，在于从哲学思想的高度来评价墓主。第一段的重点是“盖无常产而有常心者”以下数句。《孟子·梁惠王上》有“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诸句，意谓没有固定的产业却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只有知识阶层能够做到，而一般人若无固定的产业，也就没有一定的道德准则，他们就会胡作非为，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王令（字逢原）则是这种道德高尚的知识分子。王安石在《与王逢原书》（其二）中称赞他说：“既而见足下，衣刓屦缺，坐而语，未尝及己之穷；退而询足下，终岁食不荤，不以铢忽妄售于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几？”王令自己也说“吾食无田，吾寝无庐，吾爨无刍，吾餔无菹”（《言归赋》），即使这么困苦，他也不去参加科举考试以谋取官职，而情愿辗转于今江苏高邮等地作一个清贫的教书先生，被誉为“文学德行俱出人右”（《淮南部使者邵必奏状》）。他奉寡姊如严父，教孤甥如爱子，饥寒穷困，不改其守。关于王令的为人，当时还有这样的传闻，说他既见知于王安石，声誉赫然，一时附丽之徒，望风伺候，高位显官，日满其门，对他阿谀奉承，而王令对此极为厌恶，便在家门上写了这样四句话：“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则令我烦，去则我不思。”（见《宋诗话辑佚》本《王直方诗话》）在墓志铭里，王安石虽未具体提及此事，但在他看来，王令继承并发扬了孔、孟等古圣贤的道德学说，堪称士人的楷模，这比借取他王安石的声望增重于世的事更值得书写。
第二段头几句交代死者的姓氏、籍贯，语焉不详。其实王令生于宋仁宗天圣十年（1032），初字钟美，以其造道之深改字逢原。旧望太原，自七世祖迁居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尝自称元城王令。少孤，由其在扬州一带做低级武官的叔祖王乙抚养。扬州一名广陵，王令遂被称为广陵人。王安石比王令年长十一岁，仁宗至和元年（1054），王安石由舒州通判被召入京，路过高邮时，王令撰《南山之田》诗并投书求见。他们一见如故，遂结为忘年交。“始予爱其文章”至“悲夫”十馀句，叙述作者交友、识友、崇友的过程及心情。本来以为王令“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于天下”，他们相晤之日，“乾坤谈罢论雎鸠”，交谊极深，想不到好友如此才高命短，竟“弃予而死”，怎么能不十分悲痛呢！此后不久，王安石赍哀再撰《思逢原二首》（其一）曰：“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唯有故人知。”惟其相知相得，这篇墓志铭才写得平实深刻，十分感人。
第三段进一步交代墓主的生平、家世。虽然王令的曾祖、祖父、父亲都做过官，但在他出生时家境已相当贫寒。母亲亡故后，五岁时父亲亦去世，故称“五岁而孤”。仁宗嘉佑四年（1059），因脚气病而卒，年仅二十八岁。此病长期折磨着王令，王安石曾致书告知其医治的偏方：“近见说脚气，但于早起未下床未语以前，取唾以手大指摩脚心，取极热，乃下床，久之自不复发，尝试为之。此乃尝有人以此除疾，为之无妨也。”（《与王逢原书》其八）从这类小事上也可以看出王安石与王令的交情之深，故“其为志文，言甚简而其痛弥深”（清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王安石认为王令卓荦冠群，可与自己共功业于天下。王安石被任为常州知州，王令前来相依，当时已二十六岁，由于一贫如洗，尚未娶妻。王安石作伐，两次致函吴蕡，向他介绍王令品德才智如何过人，希望他能答应这门亲事，将女儿，也就是王安石妻子的从妹嫁给王令。吴蕡深知其女婉慧夙成，嫁不轻诺，在王安石的劝说下，终于应允。嘉佑三年（1058）四月，王令前往吴蕡做官的蕲州（今湖北黄冈蕲春）迎娶吴氏夫人，六月舟次鄱阳，与在此地任职的王安石相晤谈诗议政，相得欢洽。次年王令去世时，吴夫人只有二十五岁，已怀有身孕。王安石撰写墓志铭时，吴氏尚未分娩，未卜是男是女。后来生下一个女儿，吴氏誓不再醮，务农为生，抚养女儿成人。
最后十句四字铭文，呼天抢地，为王令的早逝深表感慨。尤为可惜的是，王令作为“行能尤异”（《哲宗皇帝实录》）、高才而多产（短短十年写出七十多篇散文、四百八十多首诗）的作家，其“致君泽民之志”未遂而夭，作为墓主的深交和连襟，王安石的悲苦心情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