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材
作者：【宋】王安石
夫工人之为业也，必先淬砺其器用，抡度其材干，然后致力寡而用功得矣。圣人之于国也，必先遴柬其贤能，练核其名实，然后任使逸而事以济矣。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务也，自古守文之君[1]，孰不有意于是哉？然其间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无焉，称职者有之，谬举[2]者不能无焉。必欲得人称职，不失士，不谬举，宜如汉左雄所议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为得矣[3]。
所谓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辞而已，必也通古今，习礼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张，然后施之职事，则以详平政体[4]，有大议论使以古今参之是也。所谓诸生者，不独取训习句读而已，必也习典礼，明制度，臣主威仪，时政沿袭，然后施之职事，则以缘饰治道，有大议论则以经术断之是也。
以今准古，今之进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经学，古之儒生也。然其策[5]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策经学者，徒以记问为能，不责大义，类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见赘于时，高世之士或见排于俗。故属文者至相戒曰：“涉猎可为也，诬艳[6]可尚也，于政事何为哉？”守经者曰：“传写可为也，诵习可勤也，于义理何取哉？”故其父兄勖其子弟，师长勖其门人，相为浮艳之作，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也。何哉？其取舍好尚如此，所习不得不然也。若此之类，而当擢之职位，历之仕途，一旦国家有大议论，立辟雍明堂[7]，损益礼制，更着律令，决谳疑狱，彼恶能以详平政体，缘饰治道，以古今参之，以经术断之哉？是必唯唯而已。
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贯乎道。学乎学乎，博诵云乎哉？必也济乎义[8]。”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别类能，宜少依汉之笺奏家法之义。策进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计何先，治人之要务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边之计策何出，使之以时务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声病累其心。策经学者，宜曰礼乐之损益何宜，天地之变化何如，礼器之制度何尚，各傅经义以对，不独以记问传写为能。然后署之甲乙以升黜之，庶其取舍之鉴，灼于目前，是岂恶有用而事无用，辞逸而就劳哉？故学者不习无用之言，则业专而修矣；一心治道，则习贯而入矣。若此之类，施之朝廷，用之牧民，何向而不利哉？其他限年之议，亦无取矣。
注释：
[1]守文之君：指第二代以下之帝王。《史记·外戚世家》：“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索隐：“守文犹守法也，谓非受命创制之君，但守先帝法度为之主耳。”[2]谬举：指错误的荐举。曹植《求自试表》：“故君无虚授，臣无虚受。虚授谓之谬举，虚受谓之尸禄。”[3]左雄（？—138）：字伯豪，东汉南郡涅阳（治所在今河南邓州东北）人。安帝时举孝廉，迁冀州刺史。顺帝时，掌纳言，官尚书。《后汉书·左雄传》称其上言：“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儒有一家之学，故称家），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以观异能，以美风俗。帝从之。”[4]政体：此指施政的要领。[5]策：策问。汉代皇帝为选拔人材举行面试，事先把问题写在竹简上，应考的人按策上题目对答。[6]诬艳：指文辞的浮艳失实。[7]辟雍明堂：周朝为贵族子弟所设的太学称辟雍。明堂为古代帝王宣明政教之地，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在此举行。[8]文中子：隋朝王通的私谥。王通（584—618），字仲淹，初唐诗人王勃的祖父。着有《中说》，又称《文中子》。文中所引，见《中说》卷二，文字略有不同。
赏析：
宋初以来的科举制度，“专以词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而有才识之士，往往不能进取。范仲淹为选取治世之才，曾提出改革办法。然而“庆历新政”在反对派的攻击下，就像昙花一现那样，迅即消逝。但这种科举考试败坏人才的弊病却日益蔓延。随着岁月的推移，王安石登上了政治舞台。他有鉴于此，写下了一系列文章进行论述，如着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即《万言书》）中提出陶冶天下人才以变更法度的主张，认为当时学校所教，“讲说章句而已”。从事于这些“无补之学”，不能成人之才。因此他力图改变“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文献通考·选举考》卷四）的现状。这些论政议事的文章，既为后来推行新法制造舆论，又表现出他强调作文“务为有补于世”（《上人书》）的社会现实功能。
从这篇《取材》的内容来看，它的现实意义不仅在于阐明取人之道，而且与改革科举和学校制度都有密切的联系。首先指出选拔贤能，必须名实相称。王安石深知使用人才的重要，在《材论》中曾有相当精辟的论述：“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本文的立意则着重于对人才的审慎选拔，“圣人之于国也，必先遴柬其贤能，练核其名实”，然后才能任用得当，达到得人称职，不失士、不谬举的境地。这样的立论是有他自己独特的感受，也就是说，他所希求的贤才是直接为变更法度效劳的。
其次是论述人才取舍，立足于治国济世。王安石以政治改革家的眼光审视人才问题，其耳目心力，一直渗透到造就人才的学校和科举考试方面。当时的现状，正如他在《万言书》中所指出：“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者，公卿之选也。”而“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至乎公卿”。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因事析理，反复剖白，从现实存在的问题，谈到科举制度的改革，而在布局结构上，精心安排，有条不紊。自第二段起，分三层下笔论说。第一层是从正面阐发，作为文吏应具备必要的才能，掌握施政的要领；作为儒生，除训习句读外，必须熟习典礼、制度等。这样施之职事，才能为国家所用。
第二层指出当今考试的弊端，策问进士，“但以章句声病”；策问经学，“徒以记问为能，不责大义”。这样取士会使那些愚顽不敏者得以进取，而才能出众者视为多余，其严重后果，必然导致世俗“相为浮艳之作，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也”。这里充分表露了作者对当时浮艳空洞文风的轻蔑与不满。
第三层是面对现状阐明自己的见解，如他认为策问进士要了解他们对于治国大计、政教得失以及安边之策等方面所掌握的实际知识，而“不直以章句声病累其心”；策问经学也“不独以记问传写为能”。这样决定升黜取舍，才能选取真正有用于国家的人才；实际上是为推行改革选拔一批新的人才。“汉家故事真当改，新咏知君胜弱翁”（《详定试卷》二首）。后来王安石在熙宁四年（1071）所拟《乞改科条制札子》中明确地提出：“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表达了作者迫切期望造就改革人才的心情。
王安石的议论文往往喜爱援古据经，而断以己意。这篇文章就是通过据经用典、古今比照的手法，既指出当今科举取士所存在的问题，又阐明选取治国安邦人才的重要，显示出议论与现实密切相联系的特点。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五谓其“论议人主之前，贯穿经史古今，不可穷诘”。但从本文的中心议论来看，作者并不拘泥于儒家经典，而是有着托古改制的味道，体现了他的议论文所独有的政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