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章 徐渭
嘉靖三十三年,倭寇进犯浙闽沿海,绍兴府成为烽火之地。平时好阅兵法的徐渭,先后参加了柯亭、皋埠、龛山等地的战役,并出谋划策,初步显示了军事才能。此时,徐渭引起了浙江巡抚胡宗宪的注意。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冬,升任浙直总督的胡宗宪,钦慕徐渭的才识。经过多次相邀,胡宗宪终于将徐渭招入幕府,充当幕僚。
入幕之初,徐渭为胡宗宪创作了《进白鹿表》,受到明世宗朱厚熜的赏识。自此,胡宗宪对他更为倚重。
徐渭不满于胡宗宪傍依权臣严嵩,但钦佩胡宗宪的抗倭胆略,感念他对自己的信任。经过一番犹豫,徐渭还是进入了总督衙署。
此后,徐渭随总督府移驻宁波、杭州、严州、崇安等地。他“知兵,好奇计”,为胡宗宪谋划,助其擒获倭寇首领徐海、招抚海盗汪直。
嘉靖四十一年,严嵩被免职,徐阶出任内阁首辅。在徐阶的策动下,胡宗宪受到参劾,并于次年被逮捕至京(后因平倭有功,只受到免职处分),徐渭便离开了总督府。
嘉靖四十二年,徐渭应礼部尚书李春芳之聘,前往京师。次年,因与李春芳性格不合,便辞归故里。不料,李春芳不能容忍徐渭的辞聘,威胁徐渭归复到他的门下。徐渭只得赶回北京,请旧友说项,才算了结此事。
嘉靖四十四年,胡宗宪再次被逮入狱,并死于狱中,他原先的幕僚也有数人受到牵连。徐渭生性本就有些偏激,因连年应试未中,加上精神上很不愉快,此时他对胡宗宪被构陷而死深感痛心,更担忧自己受到迫害,于是对人生彻底失望,以至发狂。他写了一篇文辞愤激的《自为墓志铭》,而后拔下壁柱上的铁钉击入耳窍,流血如迸,医治数月才痊愈。后又用椎击肾囊,也未死。如此反复发作,反复自杀有九次之多。
嘉靖四十五年,徐渭在又一次狂病发作中,因怀疑继妻张氏不贞,将其杀死,他因此被关入监牢,服刑七年。徐渭在狱中完成《周易参同契》注释,揣摩书画艺术。徐渭在狱中七年,其中只在隆庆二年生母病故时短期出狱,办理丧事。
徐渭被下狱后,友人纷纷予以援助。其中援助最为有力的,先是礼部侍郎诸大绶,后是翰林编修张元忭(即明末着名散文家张岱的曾祖父),他们都是徐渭的至交,又都是状元出身,颇有声望。在这些朋友的解救下,徐渭终于借明神宗朱翊钧即位大赦之机获释。这是万历元年的事,此时徐渭已经五十三岁。
万历三年,徐渭参加张元忭主持的《会稽县志》编修工作。[4]该志的序言以及一些章节的评论是由徐渭所作。在这些文章中,他对当地人们生活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做了批判,其中关于人口和税收的评论非常深刻。
出狱后,徐渭先游览了杭州、南京、富春江一带,病体略有恢复[4],并交结了许多诗画之友。万历五年,徐渭年轻时代的朋友、此时已经担负北部边防重任的吴兑邀他北上,他便欣然前往,赴宣化府充任文书。徐渭在宣府的时间不到一年,但留下了不少描写北地风光、民俗和军旅生活的诗文。在写给许多官员的赠序中,他都喜欢议论政事,尤其是关于边防的策略。据说吴兑非常重视他提出的建议。
明神宗即位之初,由阁臣张居正主持国政。张居正对蒙古采取抚和的方针,徐渭对此表示赞赏。期间又过居庸关赴塞外,经戚继光介绍,至辽东寻李成梁,教授其子李如松兵法,并结识蒙古首领俺答的夫人三娘子。徐渭虽受吴兑等人敬重,但因健康不佳,只得于次年春经北京回到家乡绍兴,注释郭璞《葬书》。
徐渭六十岁时,应好友张元忭之招去北京,但不久两人的关系就恶化了。据张岱的记叙,张元忭是个性格严峻、恪守礼教的人,而徐渭却生性放纵,不愿受传统礼法的束缚。张元忭常常以封建礼教约制徐渭,这使徐渭大为恼火。他曾对张元忭说:“我杀人当死,也不过是颈上一刀,你现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由于和老友的交恶,加上与官僚们交往受到不平等的对待,徐渭情绪郁愤,旧病复发,便于居京三载后重归家乡。此后,徐渭便没有离开过山阴。
晚年乡居的日子里,徐渭越发厌恶富贵者与礼法之士,所交游的大都是过去的朋友和追随他的门生。常“忍饥月下独徘徊”,杜门谢客,据说有人来访,徐渭不愿见,便手推柴门大呼:“徐渭不在!”张元忭去世时,徐渭往张家吊唁,抚棺恸哭,不告姓名便离去。
徐渭一生不治产业,钱财随手散尽,此时只得靠卖字画度日。但手头稍为宽裕,便不肯再作。他的一班门生和晚辈的朋友,或骗或抢,从徐渭手中得到了不少他的作品。徐渭晚年贫病交加,所蓄书籍数千卷变卖殆尽,常至断炊。但他狷傲愈甚,不肯见富家贵室,低首乞食。有时豪饮酒肆,有时自持斧毁面破头,精神病也日益严重。他不断辗转借住于朋友家,他坚称是因为儿子的过错导致他不断搬家。
万历二十一年,穷困潦倒的徐渭在二儿媳家中去世,终年七十三岁,葬于绍兴城南木栅山。死前,徐渭写有《畸谱》,记述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当他去世时,身边唯有一狗与之相伴,床上连一铺席子都没有。
其实对于此人,朱橚在前世也有颇深的感受。
他很想让父皇和朱标大哥好好的了解一下此人。
“不知道为什么,某几年内徐渭的名字突然热了起来。
这阵热度大约源起于一场有关名人名言的讨论。说是清代画家郑板桥极为推崇徐渭,自命为“青藤门下牛马走”,还把它刻成一枚私印。”
“这段掌故记载于袁枚的某着作,话不一定是板桥亲口说的。然而袁枚是大家,似乎并没有理由捏造这种马屁。只是后人翻箱倒柜,到底还是没有在板桥的作品中发现此印的存在,弄得一时争论鹊起。”
郑燮到底说没说过这句话已经不重要,人们所钟爱的是这种古怪的自我调侃,以及调侃里别致的谦逊,顺带好奇一番徐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