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下了班我到报社找张丽一起吃午饭。
“豪享来”里面的人并不多,服务生为我们点了牛排饭和饮料。我望着坐在对面的张丽,一袭合身的职业套装使得她的身材更加修长诱人,只是脸上有淡淡的倦意,略微有些黑眼圈,添了几分憔悴。我问她是不是最近休息得不好,她笑了笑说:“是啊,最近的梦特别多,醒来却什么都不记得,但感觉特别的累。”我说:“是不是工作的压力太大,要不请两天假好好休息休息。”她摇摇头说:“也不是,最近社里的事并不多。”她吃得不多,一份牛排只吃了几口,她说没什么味口,我倒是一副风卷残云的样子,她把自己的那份推到我面前,我也没客气。我一边吃一边问她:“你做的梦一点都记不起吗?”她仔细地想了想:“是的,我曾经一直努力想想起梦里生的事情,但总是想不起来,哪怕是一些片断。”
我们又随便聊了聊,我觉得她的精神状态除了疲倦一点,应该都还算是正常的。我建议她下午和我去趟中心,让梁平给她开点帮助睡眠的药,她答应了。
回到中心已经是两点多钟了,三点半我有预约,我让张丽自己去找梁平,然后就回了自己的办公室做准备。我翻阅着将约见的救助者的资料,这是她的第二次咨询,我希望能够深入一些实质性的问题。这时电话响了,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有些急促,带着恐惧:“朱老师,我是汪清涵。”我说:“你好,我记得我们约的是明天早上吧?”她说:“是的,我知道,但我遇到一件可怕的事情。”我问道:“是不是还有人跟踪你啊?”她说:“不是,我看到了我的遗书。”我没听明白,又问了一句:“什么?”她带着哭腔:“我看到了自己写的遗书,可是我不想死。”我安慰着她说:“你别哭,不要急,慢慢地把事情说给我听。”
她停了一会,好象在平静自己的情绪,缓缓地说:“今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感觉特别的累,人也很虚脱,我觉得也许是昨晚做恶梦的原因,”我听到她粗重的呼吸声,“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因为赶时间出门,匆匆忙忙的洗漱就去公司了。下午要开会,我把会议资料忘在家了就回去拿,现卧室的床头上放着几张纸,拿起来看,是我自己写的遗书,可我肯定我没写过,但却又的的确确是我写的,不仅仅是我自己的笔迹,就连语气和上面所叙述的事情与心情都是我自己的。老师,我好怕。”我来不及多想,这事太离奇,也太古怪,我对她说:“你别怕,我马上过来。”我忙叫李晴把下午的预约推了,出门打车去汪清涵家。在车上我约了邓琨,让他也赶过来,我想让他找人在局里做个笔迹鉴定,如果真如汪清涵所说,是出自自己的手,那这件事情就很严重了,我不太相信汪清涵的精神真的有问题,但如果真是她自己写的,但清醒时却记不起来的话,那她就很有可能患上了精神分裂。那样我之前的判断就有很大的问题,这已经超出了心理咨询的范畴。
汪清涵给我开了门,我看到她的脸色很差,脸白得就象是一张白纸,可以清楚的看到她有些哆嗦,嘴唇紫。我们在客厅坐下,她很局促,望向我的目光中充满了悲伤和害怕,我轻轻地握了下她的手,很冰很凉。“别怕,”我说,“也许是谁的恶作剧。”她摇摇头:“真是我自己写的。”我看到茶几上有几页纸,拿了起来,这就是汪清涵说的那份遗书。上面除了提及她在心理咨询时给我说的恐惧与焦虑的感觉以外,还记录了她这几年来不开心的事情及最黯淡时候的的心绪与感受。我从头到尾的看了一遍,这真是一份遗书,内容很灰暗,让人感觉万念俱灰,了无生趣,那种心理感受是很强烈很真实的。其实从开始看这份遗书我就已经认定是汪清涵自己写的,很符合她现在的情绪与心境,我有一个念头,我觉得是不是她自己在导演这场闹剧。但我仔细观察着她,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细微表情,使我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她不象在演戏,她是真的感到恐惧,那种害怕是自内心的。
邓琨来得挺快。他说他接到我的电话就立即赶了过来,电话上我没多说什么,他来了我才细细的把事情告诉他,他也惊讶得合不上嘴。我问汪清涵这件事她有没有告诉家人,她摇摇头说当她现这份遗书后很害怕,她第一时间想到了我就给我挂来电话,没有再向别人说过。我将遗书递给邓琨,并让汪清涵将自己写过的一些东西也交给邓琨,请他帮助想办法去做个笔迹的鉴定。邓琨爽快的答应了,他一直在调查着黄玉的案子,虽然进展并不大,但他很赞同我的看法,汪清涵的事情与黄玉的案件一定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安慰着汪清涵,让她在结论没下来前别想太多,照常过着平时的生活,她勉强的答应了。我知道她现在心理上有多么的恐惧,但一切都还是迷,我也不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办,我要尽快理清头绪。让她拿上开会用的资料,我和邓琨把她送回了公司,她说要开的这个会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