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部在大坝基地边缘的一所水泥房子里,已经进行过加固。
这是我获救后第一次走出医疗区,一路上现到处都在急性加固和检修,焊接光闪得一大片一大片的。
走进水泥房,就看到几个军官正在说话,其中有我们刚被救上来时碰到的程师长,他们都板着脸。
如果是其他时候,我对付上级还是挺有一套的,我这人属于老大难,看上去老实,其实古灵精怪,做事不会犯大错误,但也不会老老实实听上头的话,是上头觉得不管不会出什么大事,但也没什么前途的那一批人。
但这一次情况不同了,上头的几个人我不了解脾气,而且气氛非常压抑,我几乎站不住,手心已经开始冒汗。
这时我已经知道自己的紧张和心虚是压制不住的,索性就不压制了,让他们觉得我是因为看到上级才会有这样的紧张表现。
整个报告的过程持续了两个小时,我浑浑噩噩,最后也不知道是怎么过关的,只是在说到胶卷的时候,我强调我是看过胶片的,但我现他们无动于衷,好像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说完后,我忐忑不安地看着他们,不知道面对我的会是什么命运,是被挥手带走,还是会被质问?
没有想到,几个人只是低头记录,然后问了我几个小问题,要求我把说的内容再作一份书面报告,就让我离开。
我从帐篷里出来,被地下河的寒气一激,现自己的后背全是冷汗,凉得要命。又去回忆作报告时的情形,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露出破绽,继而怀疑起几个军官的那种表情,那是他们不动声色的习惯,还是意味着他们觉得我的话有问题,所以不露出表情?
各种猜测让我无比的忐忑,想来想去觉得还不如袁喜乐那样失去神志的好。
之后两天,王四川也来找我,他也有和我一样的疑惑。因为他在作报告的时候,很含糊地略过了看胶片的那一部分,原以为一定会被追问,后来竟然也没有人问他。整个报告的过程也非常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