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春花,是在川西穷山村里的一个普通女人。35岁那年,我的丈夫生了一场大病,欠下了许多债。我知道,靠种那几亩山地,不知猴年马月才能把债还上。不得已,我只好离乡背井只身来到Y城打工。
由于我没有什么文化,人又是笨手笨脚的,实在找不到什么好的活儿。最后还是一个建筑工地的小老板看我人高马大,很有力气,才收留了我。老板让人在工具房给我搭了一张床,让我住在这里,顺便照管一下工地上的工具。这样,我总算有了安身之处。
虽然在村里我啥脏活累活都干过,可是在建筑工地,整天与砖块、水泥、混凝土打交道,一天下来还是累得不行。白天还好,可晚上一躺倒在床上,就浑身酸疼,身子就像散了架似的,动弹不得。可是第二天一早,只要班长一吹响哨子,你就必须赶到工地,重复着昨天的内容。
好在我们山里人身子骨就是强,十来天下来,我就适应了。推着个二三百斤的手推车,一路小跑,不带喘粗气的。一百斤一包的水泥,我两手一抱,一甩手就上了肩膀。惹得工友们啧啧称赞。连老板也对我刮目相看了。
因为我和男工们干一样的活,老板说同工同酬,与他们拿一样的工钱。我一听数字,开心极了,因为在我们老家,一个女人一天拿这么多钱是不可想象的。于是,我十分感谢老板,干活也更加卖力了,份内份外的事情都做。晚上下班时,工友们都走了,我常常留下来把工具清洗干净,归置好。工友们都夸我勤快。
在建筑工地,我每天与砖头水泥打交道,日复一日,生活很是单调。但在单调的生活中,也有许多开心的时候。
在工地干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和工友们都熟悉了,他们对我都挺好的。比我年长的都叫我“花妹”,比我年纪小的都叫我“花姐”。特别是班长王哥,对我十分照顾。一些特别粗重的活儿,都不让我干。有时我独自干重活的时候,工友看到了,就会上来搭把手。
有一次我感冒了没能上班。工友们知道了都来问长问短。王哥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到药店给我买来了感冒药,老板还让伙房师傅给我熬了姜汤,给我做了病号饭。工友们的热心,让我这个远在他乡的女人,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女人总归是女人,每月的那几天,干活总是不得劲。王哥就会让我干一些稍轻松的活。小李见了有点不服气,责问王哥说:“王哥,拿一样的工资,凭啥让她干轻活?”王哥扭着他的耳朵说:“臭小子,孩子都几岁了。女人那点事你还不知道吗?”小李一听,好像明白了什么,挠挠脑袋,不好意思地干活去了。
工间休息的时候,工友们常常与我这个工地上唯一的女性开些不荤不素的玩笑。我理解他们,只要不太过分,我都是一笑了之。有时候我也会给他们讲些老家的笑话,把他们逗得开怀大笑。在说说笑笑之后,大家又高兴地干活去了。工友们说我是工地的开心果。
男工友们喜欢喝酒。有一次老李与几个小年青在工棚里喝酒,我正好路过,他们非要拉我喝上几口。既然他们看得起我,我不能拂他们的面子,只好去应付一下。
我刚喝了一杯,老李就对我说:“花妹子,我们这里有个规矩,谁喝醉了谁付酒钱。”我一听,才知道到他们没存好意,要将我灌醉,给他们付酒钱。可他们没想到我爷爷是开酒坊的,我小时候就用大碗喝酒了。于是我说:“好!既然我参加了,就按你们的规矩办。”
他们听我一说,开心极了,就轮番向我敬酒。结果,被我撂倒了五个。我不仅吃了一次免费的晚餐,而且那五个人还要分别再请我一次。我心里暗自高兴,喝了一次酒,省了六次的晚餐费用,值了!
建筑工人最有成就感的就是看着大楼在一天天地长高。想着我们这些普通的农民工也为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心里也是美滋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