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汉景帝时发生了一件事，是法家失势开始。
七国之乱，源自晁错上疏的《削藩策》！
景帝下达削藩令十多天后，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为名联兵反叛，是为吴楚七国之乱。景帝闻知消息，和晁错商量出兵事宜。晁错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
时逢窦婴入宫，请求景帝召见袁盎。袁盎曾当过吴国丞相，于是景帝问计于袁盎。袁盎认为吴楚七国造反不足为患，并请求景帝屏退旁人，献策说：“吴楚叛乱目的在于杀晁错，恢复原来封地；只要斩晁错，派使者宣布赦免七国，恢复被削夺的封地，就可以消除叛乱，兵不血刃。”景帝默然良久，决定牺牲晁错以换取诸侯退兵。于是封袁盎为太常，要他秘密整治行装，出使吴国。
袁盎献策十多天后，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联名上书，弹劾晁错，提议将晁错满门抄斩。景帝批准了这道奏章，此时晁错毫不知情。于是景帝派中尉到晁错家，下诏骗晁错上朝议事。车马经过长安东市，中尉停车，向晁错宣读诏书，腰斩晁错，当时晁错尚穿着朝服。
晁错死后，校尉邓公从前线归来，汇报军情，景帝询问交涉进展。邓公认为诸侯叛乱，清君侧只是借口，诛杀晁错对内堵塞了忠臣之口，对外却为诸侯王报了仇，而叛乱并不会平息。景帝深以为然，拜为城阳中尉。其后景帝降诏讨伐，不到三个月就取得了胜利。
谢阳伯坐起身来给自己倒了一碗茶，抿了一口，才又说道：“袁盎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满口仁义道德，实则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那这袁盎是哪一边的？”郭鸣仁也坐了起来。
“哪一边都不是，法有利用法，礼有利用礼，罢弄是非打击对手无所不用其极！”
“哦，原来是个双面人！”
“唉，不过话又说回来，若不是那几家斗得那么剧烈，又怎会让人有可乘之机呢？！”谢阳伯叹了一口气，“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斩了晁错，法家的大旗就倒了！”
晁错死后，法家从此没人敢直谏，说话都是绕着弯来说的。
袁盎的成功让儒家看到了机会，竭力巴结袁盎，把他包装成了儒家的代表。袁盎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也巴不得多几个盟友。
双方一拍即合，袁盎投桃报李，也尽力提携优秀的儒生，董仲舒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同时也目睹了整件事的经过，这给他很大启发，所以他就专心钻研学问。
由于董仲舒广招门生，宣扬儒家经典，他的声誉也日益扩大，在汉景帝时当了博士，掌管经学讲授。
汉景帝时，胡母生和董仲舒被招为博士。二人同业《公羊春秋》，董仲舒曾着书称其德。正是董仲舒、胡母生为代表的齐学学者将儒学理论改造成了符合大一统需要的新儒学。
董仲舒又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天人感应”、“大一统”、“三纲五常”等重要儒家理论。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学体系，因而董仲舒受到了汉武帝欣赏。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道德约束行为，以法约束道德，王与霸相合！
这样的主张被汉武帝所采纳，从那时起，儒家就获得了学术统治地位。
这么做的目的，就如【天朝】统一思想，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信念，切实把意志和行动凝聚到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郭鸣仁是非常赞同统一思想的，什么叫自古以来，这就是自古以来！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套政治文化体系，就算后来引进了其他思想价值观，可骨子里的东西是抺不掉的。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果没有百家争鸣，互相实践验证，何来五千年璀璨文明？！
只不过郭鸣仁也同样觉得，罢黜百家做得有些粗暴。一刀切下来，好多有价值的东西就切没了。
谢阳伯又说道：“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这一点儿也没错！太史公受了董仲舒的恩惠，立场也都偏向儒家。”
太史公是这么评价袁盎的：袁盎虽不好学，亦善傅会，仁心为质，引义慷慨。遭孝文初立，资适逢世。时以变易，及吴楚一说，说虽行哉，然复不遂。好声矜贤，竟以名败。
而评价晁错是这样的：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
“所以说嘛！人是有立场的，政治正确很重要！晁错错就错在太刚直，不善谋身自保！唉！”郭鸣仁叹息一声，可又不由想到，老头是在教育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