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员嘿嘿一笑:“这么多条件,我们还破不了案,那就真是废物了。”
可能是下午睡多了,晚上一夜未眠。
记得在大学的时候,法医专业老师教会我们在尸检的时候如何运用自己的十根手指。哪几根手指持刀,哪几根手指持止血钳,哪几根手指可以探查心腔,哪几根手指缝线打结。
老师说:“我们法医做尸检的时候,最常用的不是任何一根手指,而是第十一根手指——手术刀。”
老师把手术刀比喻成我们的第十一根手指,目前我们却被一个十一根手指的案件搞得晕头转向。
多出一根手指会不会是凶手留下的一个什么线索呢?他在给我们出一道多么凶残的题目!我一定会抓住他,抓住他。
我满脑子都是那具被剖腹、碎尸的尸体,满脑子都是那根弯曲的黑的手指。
不知不觉已经天亮,我推醒林涛:“真能睡,到底还是年轻啊。”
“可能知晓陶紫有心脏病史的人一共有一百四十二人。”侦查员扬了扬手中的名单,“我们昨晚奋战一夜,对这一百多人进行了逐一排查,筛选出四人完全具备作案条件。哦,当然,买假这个情节,我们不能确认。四人中有两个人案时不在本地,剩下的两个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侦查员清了清嗓子,说:“郑晓峰,四十岁,陶局长的同学,人民医院医生。当年陶局长就是通过他,找到心血管科的医生确证陶紫有先天性心脏疾病。郑晓峰身高一米七五,六十二公斤,家住在迷巷旁边的一个新建小区。唯一不符的是,这个人性格开朗,喜欢开玩笑。”
我微微摇了摇头。
侦查员继续说:“何鸿,四十六岁,陶局长以前的老邻居,曾和陶局长关系甚密。身高一米七八,五十八公斤,性格内向,在经营一家饭店。”
“这个很关键。”我打断了侦查员的话,“可能和陶局长的权力生关系的人,就是最可疑的人!这人条件都很符合,而且身高三厘米的误差,在侦查实验的误差范围内。”
“有一点不符合。”侦查员说,“何鸿家住城西,和迷巷相距很远,生活区域主要在西边,据了解,他不应该对迷巷的状况很熟悉。”
“对现场环境熟悉,也是一个重要条件。”强局长说。
大宝推门进来,拿着一张打印出来的照片,说:“这人是何鸿吗?”
大宝最近在研究视频侦查学说理论,于是他就被我要求去视频室,观看迷巷各个监控视频的内容。除去二十一户住户,反复出现在监控里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凶手。这种提前熟悉现场环境的做法,被警方称之为“踩点”。我坚信,对现场环境熟悉,除了居住在附近,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踩点。
照片上的人,就是何鸿。
“这人只在监控里出现了一次,”大宝说,“但是他手里拿个盒子,局里一个秃顶同事一眼就认出那是个名牌假的包装盒。”
“可以抓人了吗?”我微笑着看着有些吃惊的强局长。
何鸿和陶局长是一起长大的兄弟,做了三十多年的邻居。在何鸿的酒店必须靠着偷税漏税维持生意的状况下,陶局长登上了市税务局长的位置。
何鸿暗自窃喜,利用这个关系,加之“老规矩”的厚礼,何鸿的酒店迎来了转机。何鸿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居然取了他偷税漏税的证据,并以此为要挟,不断变相问他要钱。老陶不是这样的人,他在税务局二十年,一直很踏实。为什么坐上了局长的宝座,却要对自己最好的朋友下手?何鸿不能理解。
唯一的答案,就是欺负我老实。何鸿这样想。
“他说他是为了给孩子治病,没办法,才会收我的钱。”何鸿想,“放屁!十几年来,他就攒不到二十万手术费?”
其实陶局长没有骗他,陶紫每年的维持性治疗费用,就花光了陶局长的积蓄。因为他的妻子没有工作,靠着他那微薄的工资,还真是很难攒够手术费用。
明刀明枪去杀人,何鸿不敢,一些阴招,还是可以试试的。“不吓死她,也得把她给吓出个新毛病。”何鸿打算这样去报复老陶。
他跟踪陶紫,到KTV楼下等她,然后很热情地说要开车送陶紫回家。他载着陶紫开到了迷巷附近,说是去解个手,其实是拿着“道具”去化了妆。他以一个女鬼的形象出现在车窗前的时候,陶紫没有被吓晕,而是本能地跑下了车。好在陶紫没有经过有监控的区域,好在陶紫对迷巷不熟。他成功地把她逼到了墙角。当一个鲜活的生命在自己眼前消失的时候,何鸿还是充满了恐惧。
他怕事情败露,吓晕她就离开的原计划没有实施,而是扛着陶紫的尸体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迷巷。
他想焚尸、想分尸、想化尸,想了很多,又现都不可行,于是他把陶紫的尸体装在行李箱里扔进了丽桥河。
勘查员在何鸿家的浴室里现了陶紫的血迹,何鸿没有任何抵赖的余地。
纪委介入,对陶局长的受贿行为进行了调查。
这两个昔日的老邻居,一起住进了看守所。
“用这种不确定性的杀人方式杀人还真是少见,”大宝说,“回去可以写一篇论文了。”
“为了给女儿治病而腐败,”林涛自言自语,“却因为腐败而害了女儿的性命。这是多么的讽刺啊。”
“多么辛苦、待遇多么绵薄,都不能成为不廉洁奉公的理由。”我看着林涛和大宝,说,“共勉。”
[1]这可不是“超生游击队”的超生。超生反应是指躯体死亡后,构成人体的组织、细胞和某些器官仍可保持一定的生活功能,对刺激能生一定的反应。比如在断头后一分钟可以看到眼球运动,在死亡后两小时,肌肉受到机械刺激还会有所收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