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珠手下有个余国柱,是其最大的走狗了。
御史弹劾说,只要是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位置有空缺的时候,明珠和余国柱还有其他的私人,都会“展转征贿,必满其欲而后止”。明珠的财产,真的是堆得跟山一样了。
明珠不仅“卖缺”,对于言官,还采取钳制的手段。所谓言官,那是都察院的左都御史手下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的“给事中”,与各道的“监察御史”,还有巡盐御史、巡漕御史、巡视京通各仓御史等。只要是新上任的言官,必须要来明珠这边拜访一下,名为拜访,实为“订约”,说以后给皇帝的任何奏疏,必须先给明珠观看阅览。
明珠如此的大罪,在任何朝代都是绝对的死罪,而康熙只是免去了他大学士的职位,说“不忍加罪大臣”,不久后,明珠居然又升为“内大臣”,仍然放在自己身边,这种“恶恶而不能去”的作风,不可谓不是他的一大缺点。
余国柱是个小人,明珠被黜的时候,他也被免职,他带着财富去江宁(南京),盖豪宅,做生意,一副恬不知耻的模样。之后被一位给事中弹劾,康熙又下令,将他逐出江宁,逐回原籍,而他所贪的赃款呢,康熙居然不予追究。
另一个小人是徐乾学,被明珠赏识才为左都御史、刑部尚书。这个时候,康熙二十七年,湖广巡抚张汧犯了贪污的案件,押到北京受审,结果第一个供出来的就是这个徐乾学,康熙也只是允许他辞职,但保留了“领修书总裁事”,负责一些清史的修撰。
左副都御史许三礼在康熙二十九年弹劾徐乾学说他在修书的时间里,“乘修书为名,出入禁廷,与高士奇为表里,物价沸腾,招权纳贿”。康熙主持了“部议”,认为许三礼说的没有证据,把许三礼骂了一顿。
徐乾学或是出于心虚,或是出于惭愧,向康熙请示,离开北京,回到老家后,继续招权纳贿。他的儿子徐树敏收了嘉定知县的银子,被供了出来,案子到了康熙那边,康熙却把本应绞刑绞死的徐乾学免除绞刑,让罚了点银子匆匆了事。
和徐树敏一起接受嘉定知县贿赂的,还有一位叫王鸿绪,也是明珠一党,以“榜眼”身份与康熙二十六年受封为左都御史。而王鸿绪的受贿,康熙也是追缴脏银而已。到了康熙三十三年,仍然将王鸿绪重用,后来这位受贿的玩意居然还能做到了户部尚书,管钱。后来因为建议里八阿哥胤禩当太子,才获罪免职。后来王鸿绪因为把万斯同的明史拿来说是自己写得,康熙又让他主编《省方盛典》。
康熙喜欢文人,但有些太喜欢文人了,而且尤其喜欢几个无行的文人,他真应该读一读后面乾隆朝孙嘉淦的奏疏,“小人进而君子退,无它,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胜焉。”康熙着实不懂这个道理,或者说他的所行不懂这个道理。
最无行的就是高士奇,本是一个秀才,因为写得一手好字,被康熙拿来当“南书房供奉”,被特授为“额外翰林院侍讲”,终于升为翰林院的正式少詹事。他和王鸿绪一起,向下面的各督抚、道、府、州、县的各级官员收取保护费,名为“平安钱”,保证不在皇帝面前说他们的坏话。
由此,原本的穷酸秀才变成了大富翁,在北京有着四十多万两的家当,在家乡杭州也买了一千顷的良田,还盖个大花园在西子湖旁。
后被御史弹劾,要求将他明正典刑,康熙也只是免职就匆匆了事。
康熙重情,但如此的重情在历史上的各位帝王,也着实少见,或许他在传位雍正的时候,真的说了“请善待你的兄弟,不到必要的时候,不要杀害他们”这样的话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