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珠手下有个余国柱，是其最大的走狗了。
御史弹劾说，只要是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位置有空缺的时候，明珠和余国柱还有其他的私人，都会“展转征贿，必满其欲而后止”。明珠的财产，真的是堆得跟山一样了。
明珠不仅“卖缺”，对于言官，还采取钳制的手段。所谓言官，那是都察院的左都御史手下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的“给事中”，与各道的“监察御史”，还有巡盐御史、巡漕御史、巡视京通各仓御史等。只要是新上任的言官，必须要来明珠这边拜访一下，名为拜访，实为“订约”，说以后给皇帝的任何奏疏，必须先给明珠观看阅览。
明珠如此的大罪，在任何朝代都是绝对的死罪，而康熙只是免去了他大学士的职位，说“不忍加罪大臣”，不久后，明珠居然又升为“内大臣”，仍然放在自己身边，这种“恶恶而不能去”的作风，不可谓不是他的一大缺点。
余国柱是个小人，明珠被黜的时候，他也被免职，他带着财富去江宁（南京），盖豪宅，做生意，一副恬不知耻的模样。之后被一位给事中弹劾，康熙又下令，将他逐出江宁，逐回原籍，而他所贪的赃款呢，康熙居然不予追究。
另一个小人是徐乾学，被明珠赏识才为左都御史、刑部尚书。这个时候，康熙二十七年，湖广巡抚张汧犯了贪污的案件，押到北京受审，结果第一个供出来的就是这个徐乾学，康熙也只是允许他辞职，但保留了“领修书总裁事”，负责一些清史的修撰。
左副都御史许三礼在康熙二十九年弹劾徐乾学说他在修书的时间里，“乘修书为名，出入禁廷，与高士奇为表里，物价沸腾，招权纳贿”。康熙主持了“部议”，认为许三礼说的没有证据，把许三礼骂了一顿。
徐乾学或是出于心虚，或是出于惭愧，向康熙请示，离开北京，回到老家后，继续招权纳贿。他的儿子徐树敏收了嘉定知县的银子，被供了出来，案子到了康熙那边，康熙却把本应绞刑绞死的徐乾学免除绞刑，让罚了点银子匆匆了事。
和徐树敏一起接受嘉定知县贿赂的，还有一位叫王鸿绪，也是明珠一党，以“榜眼”身份与康熙二十六年受封为左都御史。而王鸿绪的受贿，康熙也是追缴脏银而已。到了康熙三十三年，仍然将王鸿绪重用，后来这位受贿的玩意居然还能做到了户部尚书，管钱。后来因为建议里八阿哥胤禩当太子，才获罪免职。后来王鸿绪因为把万斯同的明史拿来说是自己写得，康熙又让他主编《省方盛典》。
康熙喜欢文人，但有些太喜欢文人了，而且尤其喜欢几个无行的文人，他真应该读一读后面乾隆朝孙嘉淦的奏疏，“小人进而君子退，无它，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胜焉。”康熙着实不懂这个道理，或者说他的所行不懂这个道理。
最无行的就是高士奇，本是一个秀才，因为写得一手好字，被康熙拿来当“南书房供奉”，被特授为“额外翰林院侍讲”，终于升为翰林院的正式少詹事。他和王鸿绪一起，向下面的各督抚、道、府、州、县的各级官员收取保护费，名为“平安钱”，保证不在皇帝面前说他们的坏话。
由此，原本的穷酸秀才变成了大富翁，在北京有着四十多万两的家当，在家乡杭州也买了一千顷的良田，还盖个大花园在西子湖旁。
后被御史弹劾，要求将他明正典刑，康熙也只是免职就匆匆了事。
康熙重情，但如此的重情在历史上的各位帝王，也着实少见，或许他在传位雍正的时候，真的说了“请善待你的兄弟，不到必要的时候，不要杀害他们”这样的话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