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技术政治学的第二个关键时刻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西方现在一些政客，恰恰是围绕技术创新以及同技术创新相关的知识产权等问题，来挑起国与国争端，针对具有国际影响力、以研发实力见长的中国技术企业，以技术封杀等政治手段，来遏制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
针对西方对中国的技术政治学部署，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尽管其中没有出现技术一词，但技术被实质性地放置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技术政治学的当代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研究政治活动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用人类命运的思维去代替“修昔底德陷阱”。今天西方的现代性其实是单一的现代性，正如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所言，这种单一性意味着要么顺我，要么灭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是今天更值得的互动方式。中国是用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世界，这样去思考可以得到彼此相成的结果。
中新社记者：您长期研究技术政治学，它对我们认识世界有何影响？
吴冠军：技术政治学是考察当代世界变局的一个新兴视角，致力于聚焦性考察技术本身在政治实践中的实质性地位与作用。
技术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式，通过人工智能思考人本身，看到元宇宙反过来思考宇宙本身。目前，我们在华东师范大学建设元宇宙社会科学实验室。我们把AI智能体放到实验室游戏中，通过研究AI智能体的互动来研究人类的互动，探索AI社会里是否会自动涌现规范。
以前的AI模拟社会科学实验不是很成功，因为AI智能体没有记忆，每次在实验开始时都如“无知之幕”：我什么都不记得，我连我是谁都不知道。现在openAI开放了记忆功能，AI智能体有了记忆，这样更有利于研究。
我们甚至可以在“AI小镇”里创造一个“命运共同体”。比如AI彼此之间是竞争关系，但输入一些外部条件，比如小镇30年之内要灭亡，如果相互合作就可以通过这一关，反之就要灭亡。元宇宙社会科学是未来，我们可以做很多进阶性研究，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加入，也需要技术专家提供支持，这其中也会有很多跨学科合作。通过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我们可以给政府建议，这不再只是对本体论理念的阐述。
中新社记者：关于技术政治学，东西方如何交流共建？
吴冠军：东西交流的前提在于首先破除现代性拉平的方式，发展出不同的方式借鉴学习。
以生物演化为例，这个过程就在不断上演差异，所有生物一模一样就不可能有进化。演化其实是在为未来灾难做准备，有差异就有另外一种可能去抵抗风险。如果是单一的现代性就只有一种做事方法，世界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中国文明的方式有必要被认真对待。我们认为互相合作成长比彼此卡脖子重要，这就是中国想要传递给世界的信息。
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学者愿意来与中国学者交流，因为我们共同关心人类的问题。如《生命3.0》的作者迈克斯·泰格马克(max tegmark)，他告诉我相比欧美的领导者，中国的领导者知道更多关于人工智能的知识，也知道如何治理，这是因为有大量科学家与工程师在向政府建言献策。这样的交流会让对方重新认知中国并看到中国的贡献。
今天人类合作的逆向推进很难，但值得做。我们要不断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我们应着眼人类共同的未来，一起关注人类的命运。所以我一直强调未来哲学。着眼未来需要“奇点式”思维，以往的智慧不够用，就要进行合作。这个世界，需要世界内的每一个负责任的“玩家”，一起来改变世界发展的可能性。(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