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年二月,知晓度参与此事的原南明长沙府役吏潘正先叛变向清廷告密,以陶汝鼐为的数百人被捕,关押于长沙真武宫,史称“洞庭举事案”。
当时由清廷偏沅巡抚金廷献审理此案,由于金廷献没有查出“衡山会晤”的事情,所以郭都贤、周堪赓等人没被抓捕,还能在外想法营救被捕众人。
洪承畴到任长沙后,因郭都贤有恩于他,举事义军诸领便请郭都贤出面营救。郭都贤痛恨洪承畴叛国降敌,本不想去,但是为了营救反清义士,无奈只得前往长沙与洪承畴周旋。
洪承畴满口答应释放这些人,但却要经过公开审理。
这却不是洪承畴感恩于郭都贤或是心存仁慈,而是为了笼络人心。
自去岁以来,清军在各地连遭重创,抗清义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伏!
洪承畴就任五省经略之后,为了稳定湖广,决定缩小打击面,拉拢湖南士绅和民间抗清武装,孤立打击李定国和孙可望的南明军。
然而湖广士绅中遗民风气盛及一时,抗拒满清的心理十分严重,抗清武装更是层出不穷,清廷统治根本难以深入湖南,“收拾人心”更是没有指望。
在这种情况下,洪承畴决定将“洞庭举事案”作为拉拢湖南士绅稳定局势的契机和突破口,可还没等到公开审理此案释放抗清义士,长沙城却被大兴军攻破,他自己也成了阶下之囚!
李元利通过民间传言和军情司密报,将这件事情了解得很清楚,所以在没有攻城之前就安排了人去解救这些抗清义士,但他却从来没有想过拉拢这些人为大兴军效劳。
这些人以明朝遗民自居,可不光是抗拒清虏!大兴军已经彻底和南明朝廷决裂,摆明车马是想改朝换代,这些人虽不至于起兵对抗,但不合作那是肯定的。
但他们现在来求见李元利,似乎对大兴军也不是十分抗拒,事情说不定还有点转机。况且对于抗清义士,李元利一向都颇为尊重。
想到此处,李元利站起身来带着刘玄初、周勉等人走到门外,准备亲自迎接他们。
真武宫离府衙并不远,不一会栓柱便带了几个人走了过来。
他们这一次被抓捕三百多人,可不是李元利说的一百多,这么多人自然不可能全部都到府衙,来的只是几位领。
为一人身长接近六尺,着一件脏兮兮的浅色程子衣,头戴四角巾,长须及胸,已经略显花白,乱蓬蓬地却并不显得狼狈,后边几人一个作道士打扮,两人作文士装束,另有两人却象是农夫。
李元利上前一步,当先那人走过来拱手道:“陶某见过元帅。”
李元利也拱手还礼道:“原来是陶公当面,晚辈愧不敢当!各位先请入内再行叙话。”
陶汝鼐是崇祯朝太学贡生,崇祯帝曾因他的才学而赐他为太学第一,并且下诏勒石于太学,以彰其名。如果明朝不亡,他绝对能高中进士。
前明亡后,陶汝鼐南渡削为僧,自号忍头陀。
他原本只想做一名处江湖之远的纯粹文人,以读书为乐。但山河破碎,清虏入侵,他的这种想法只能是一种奢望。
陶汝鼐不得不走出书斋,投身遍布全国的反清浪潮。弘光政权在南京建立时,他受人举荐担任了何腾蛟的监军。南京陷落,弘光政权灭亡后,他又转道广西,做了永历政权的翰林院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