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特林急着回广州,他得将看到的一切向濠境总督布加路作报告,希望他能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李元利也必须要回广州,因为他和于梅娘的婚期就在三日后。
南怀仁本来不想这么快回广州,他想和汤若望一起研制那个能吊起十万斤重物的门式起重机,而且他对那个“蒸汽机”更感兴趣,但还有个卫匡国在广州等着,他不得不先回去一趟。
于是,来时的原班人马又踏上了归程。回广州是顺流而下,速度快了许多,当天下午就顺利到达目的地。
卫匡国这两天也没有闲着,频繁出入于广州城内的富商士绅家中。这也是天主教传教的一个特点:先交好当地官府和士绅,然后展他们入教,最后才通过这些人影响普通民众。
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历史可以追溯到唐代贞观年间的景教,因唐太宗对景教教义深感兴趣,认为它正直合理,予以尊崇,景教盛极一时。但到了唐武宗的时候,灭佛尊道,下诏毁天下寺,当时的“景教僧”亦被波及,教士被勒命还俗或驱逐出境,景教亦渐渐地在中国没落。
到了元代,教宗又派了传教士来到中国,但当时传教士的活动圈子仅限于统治阶层,即蒙古人或外来的商旅,无法接触到汉人百姓,所以传教规模不大。明代元后,蒙古人撤离中土,由蒙古人和外族人所组成的天主教会自然也告消失。
到了明末,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出现了一个高峰,时间就是从葡萄牙人租借濠境开始,传教士们将濠境当做根据地向内陆进,其中就以汤若望和卫匡国为代表。
但现在汤若望被大兴军“扣留”,卫匡国只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大兴军现在不禁止传教,但谁敢担保日后会不会有变?因此他自然得抓紧一切时间。
卫匡国一见到南怀仁,顾不得李元利就在前面便急不可待地向他问道:“费尔南德,你见到白尔神父了吗?他现在怎么样?”
“汉王殿下说得没错,白尔神父是自愿留在大兴军的。”
卫匡国连忙示意他轻声些,南怀仁却道:“马天尼神父,我在三水和白尔神父有过很深刻的交谈,而且在回来的途中和汉王殿下也作了推心置腹的谈话,我觉得他们说的都没错,这事情根本就没有什么不可见光的。”
“费尔南德,你的意思是说这事情我们可以和汉王殿下开诚布公地谈?”
“是的,我觉得这样更为合适。白尔神父和我,包括威特林先生都认为,大兴军驱除鞑靼人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如果不能取得汉王殿下的谅解和允许,我们根本不可能在中国传教!”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和汉王殿下展开谈判?”
“谈判?不不不!应该说是请求才对。马天尼神父,我们有什么资格和大兴军谈判?或者说我们凭借什么?正如葡萄牙人说的一样,我们能够留在中国,是因为中国皇帝陛下和中国百姓允许的结果,而不是因为其它,诸如征服和殖民!”
“是的,你说的这些我并没有异议。”
先前在船上睡了一个大觉,李元利现在精神头正好,他走进正堂来在虎皮交椅上坐了,才对栓柱说道:“请卫匡国先生和南怀仁先生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