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一个国家而言,户口版籍的重要性,丝毫不逊色于甲兵。一些蠢材脑子里装满了肌肉,认为只有军伍为天下第一要紧,这种人最适合到北虏,跟那些逐水草而居一言不合就动刀杀人的家伙混在一起,不要说管理天下,就连一府一县都管理不了,既不懂得治国也不懂在盛世生存。养兵需要钱粮,连自己的户口版籍都搞不懂,又哪来的钱粮?又去哪抽丁派役?”
张府书房内,张居正望着范进,也在反复推敲着他的建议。虽然条陈已经递了上去,多半也会批复,但是张居正的心情始终不能平静。从以开始看到条陈种的第三条,他就有些吃不准,自己最终向女儿妥协,允许其嫁入范家的举动到底是对是错。
原本在他看来,范进属于自己门下最出色的头马,最锋利的快刀,可是现在看来就觉得有些像震天雷,自己都有些吃不准能不能保证他不出纰漏。这不能怪张居正胆小,而是范进的安排让胆大如张居正者,都不由得心生迟疑。
事实上所谓穿越者远超时代的见识所能挥的作用,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作为一个疆域万里的帝国,大明朝的行政体系规则制度未必完美,但都是立足于大明当下的实际情况所制定。
这些制度的设立既参考了大明当下的社会实际,也考量了目前科技水平限制以及工作人员的实际能力。很多时候人们看上去的笨办法,只是当下这个时代所能采取的方略里最不坏的那个,或是最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定皇帝统治的那个,更好的办法不是想不到而是实施不下去。
以明朝户口制度为例。在当下而言,统计户口的意义就在于收税以及派役,其他的因素压根不考虑,所以朝廷对户口田亩不是不重视,而是制度摆在那,跟时代脱节太大。
朱元璋立国之初,将江宁玄武湖包围起来,设立黄册库,以重兵看守。为保证黄册真实有效,更是下达圣旨: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作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作军。
如此可知,当初大明对于户口的重要性非常清楚,也特别在意。对于后湖的重要性以及战略意义,心里也有数的很,按照官员说为:后湖藏天下黄册,载户籍事产,实国家重务,亿万载无疆之根本也。
黄册每十年一造,地方调查更新后送交后湖,由江宁国子监监生负责驳查,防止疏漏篡改。在洪武、永乐时代,这种方法却是保证了国家对于基层的把握,也确保了朝廷的正常运转,起到了亿万载根本的作用。但是到了万历时代,这样的手段就行不通。
先是人员上,国子监生不再像过去一样容易得到官职,江宁国子监里读书的人屈指可数,完成不了驳查要求,只能从外面雇人。每此驳查光是支付给这些人的工资以及伙食费,就是一笔惊人数字。像是范进任职的上元县,每到驳查之年,就要摊派超过两万两的特别税,用来支付驳查费用。这笔钱不在正税之内,都是老百姓的额外负担,一个县的纳税人口承担这么大一笔数字,自然没人欢喜。
再者地方也越来越怠惰,有的地方官为了省事,上任之后就编造黄册,一口气编出几十年去,就为了省心。其数据自然不足取信,完全没法当收税依据。到了万历时期户口版籍大多不足为信,曾经被皇帝百官看作万载之基的黄册沦为门面工程。真正收税全靠吏员书办自己家传的账目,朝廷无从掌握。
范进的办法,就是从这一条入手,既然黄册失效,干脆就把这制度废了。眼下的国家形势怎么也比洪武年好,张居正的铁腕手段,也不见得就比洪武年的执行力差。豁出一笔经费加上人力,再搞一次全国普查,编造黄册,认真驳查一次。在这之后,就不再编纂黄册,所有户口田地,就以这次普查的数据为准。
这种方法当然存在着弊病。比如人不是不死之身,这个时候一家五口,到了一百年后,谁知道变成什么样子。拿着这个户籍去收人头税或是派役,根本执行不下去。张居正当然不认为范进愚蠢到这种地步,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看不出。以他对范进的了解,以及字里行间的意思,范进提出这种主张惟一的可能就是:范进要在未来彻底取消明朝的人头税。
减税的真正要点,不在于苏松那几百万石积欠,而是运行了百多年的人头税要彻底废除。未来国家的税收将建立在田亩这个基础上,所有地区全按着这份黄册上的田亩数据计算税收和徭役。换句话说,人丁赋税全摊派到了土地税收之中。
一直以来奉行的人头税依据就是人多力量大,家里丁口多,就由力量服役纳税。范进的思想则是根据眼下大明的生产实际出,国家不可能维持洪武时代的土地政策,人多的不一定土地多,按照土地收税,对于赤贫阶层来说简直就是福音。
这群已经失去了活命土地,被迫个人当佃农的失产者,名下没有一分田地,一下子就能摆脱赋税服役的命运。随后,又可以作为朝廷的用工备选,拿着朝廷给的工钱去应承徭役。这种税收改革方案对于贫民阶层有利,但是对于田地持有者则有害,推行下去绝对不会容易。
范进也知这种制度想要推广开阻力非同小可,田骨田皮两分,按谁来统计?如果统计的不准确,势必造成税收不公。再者,优免制度提高后,地方上的经济压力也会加大,像是江西、浙江那种文风兴盛之地,一下子出一群举人进士,他们名下的土地又该如何,这些也是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