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来临的时候，桂王朱常灜在南京即位已经多月。不同于历史上只身逃亡过来的福王朱由崧，自崇祯元年初就开始在一些人的支持下暗中积蓄实力的朱常灜并非孤家寡人，在应天府也算的上一位实权皇帝。不过朱常灜也十分清楚，自己能有如今的地位也是因为北边那位侄子倒行逆施犯了众怒的结果，自己可绝不能如它一样。这数个月以来在很多方面的放权更是让江南的很多人都打消了对这位“宽仁”天子的疑虑。
局面意想不到的崩坏在这个时候也开始让江南的不少人都忧心忡忡起来，尤其是毛文龙等人的提议开始在朝中引起了很大争议。
“允许藩王各地拥有财权兵权、开放武禁？这怎么能行？允许民间结债自保就已经是极限了。。。”听到这样乱国的提议，临时为兵部尚书吕维祺就感觉到这种要求太过了。
原本并没有贪求太多的朱常灜却没有那么多的顾虑，直言不讳的说道：“朕觉得这建议言之有理。因为今时不同往日。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下，就算亡于兄弟吝啬皇族内耗，也不过是皇位之争，顶多冤有头债罢了。断没有重新让那些武夫祸国的道理。可是今天面对的不是亡朝的问题、而是亡华夏、亡天下的问题。面对前所未见的强敌，比蛮夷更为可怕和凶残的对手。如果不能最大限度的调动起抵抗的力量，那么等待江南官民的后果，恐怕比那蒙元入寇更为可怕。难道你们愿意落的个被抄家灭族终身囚禁的结果么？”
听到这样的话，朝中也开始有不少人反思起来：“是啊，要是一般的帝位之争，天下之争。那些拥有兵权的武人未必能够帮多少忙，反而会让朝廷掣肘。可是那暴君逆贼竟然公然与名教为敌、与华夏文化和世间纲常为敌，断了全天下很多人的活路与出路，就算充分的放权分封，应该也绝不会有多少人在这样的威胁面前无动于衷或者企图自保与投靠。。。”
马士英等人的这些话也让吕维祺这种体制派开始有所动摇起来。终明一带，虽然因为特殊的原因曾经存在过多个南明朝廷，但始终没用湘军淮军那一套团练办军的方法来应对农民军的威胁。很显然：对于一个原本就不怎么坚固的政权来说，分封虽然可以通过组织力的放大理论上能够维持更多数量的堪战之兵，然而这些堪战之兵很可能在外敌面前也视自己为天下间的一股势力纵横疲敝，关键时候有听调不听宣甚至“助纣为虐”的隐患，只有遇到太傻完全不知变通的对手才会起到一丝作用。
然而，此时的顺天府中的那位君王似乎恰恰就是个政治智商连蛮夷都不如的二愣子，甚至比当年的王莽更为离谱。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不会有多少人能觉得就算有自己的军权和地盘只要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能苟安了。
此时身为左都御史的高弘图也赞同道：“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哪怕天下再度如同五代十国之时那样陷入混乱，也好过华夏文化从此根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