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本来我们车上的白开水是不对外提供的，但老人小孩是除外的，安芬听说立刻给她倒了一杯，不过对孩子她终究是没有经验，连上前抱抱都没敢动手，特别是一个烧的孩子，我看到她伸出手去，又不自觉地缩回去了，怕是自己帮了倒忙，反而是挨累不讨好了。
安芬有些求救地望着我，看着那少妇一手托着孩子，一手忙活着手中的碗，安芬提水壶的手都有些慌得抖了一下，我没有上前，对安芬求救的眼神保持了视而不见，因为这妇人并没有进一步的求救，而且她既是出来了，没有人命关天的事什么都得靠她自己解决，至于会遇上什么样的人，她也必须事先就做好最坏的打算，没有谁都有义务替别人收拾后事的，微信上不是有篇文章叫《没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的吗？她必须要彻底地痛过，才能知道自己的下一步到底该如何走，不至于一遇到难题就会求外援，自己倘若不能真正地站起来，谁也不能最终救了她自己。
这少妇可能确实也走得比较匆忙吧，连个小勺子都没带，安芬好心地把自己的勺子用开水烫了烫送给她了，她连声谢过后给孩子一点点地喂了点水，但进去的少流出的却多，安芬似是很着急地还掏出了张抽纸掖在孩子的脖子底下，这少妇这时把头轻轻地抵在孩子的额头，又似松了口气，看来，她对带孩子多少还是有些经验，只是越是如此，她越是离不开孩子而是被孩子捆缚住而很难踏入社会的了。
安芬问，“这样管用吗？你给孩子带了药了吗？”
她说，“带了点药，不过不知道适不适合，我也没敢给她乱吃，等到了我姐家再说吧。”
安芬，“你姐是远嫁到杭州的还是你是远嫁到我们海茗县的。”
不过，听她的口音倒是两地全都不是，果然，她说，“我们都算是远嫁吧，老家是杨州的。”
那么，余下的我们都只能祈求老天保佑了，我之所以对此木然，是因为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下班回到家时，他莫名地总是话里话外带着刺，那时串串还不会走路，他也是从不外出的，我一般都是极努力地忍了，一次又一次，当我的极限被冲破最后一道防线时，即在我毫无防备地脸上就挨了一巴掌时，我默默地抱起串串又踏上了回单位的路，其时天已经黑透了，我根本不知道还有没有回去的路，也许老天都在向我伸出援手，竟有辆大巴车候在离我家不远的站台处，我刚上去车就开动了，根据经验及与售票员的对话，不难推断那是城里返乡的最末一班车了。
而别的车不是没有的，那全是些黑的或是出租公司的车，短短不到二十里的路程是需要几十元打车费的，而那时孩子一切的生活来源都是我一人支付的，而那时的我每月不过1000出点头的工资，倘若是搭不上那辆末班车，我怕是要抱着孩子走上一两个小时的，而且不难想像，背着个包袱行程会越来越慢的，况且是抱着个孩子，只能保持着一个姿势，天助我的是，我搭上的那班车的售票员竟与我认识，居然连车费钱都给我免了，虽然只几元，家里没有享受到的温暖我居然在外面感受到了，在车慢慢地穿行在越来越黑的夜里时，我把头抵在串串的棉袄上不由自主地落下了伤心的泪水。
我不敢说是委曲，因为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