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本来我们车上的白开水是不对外提供的,但老人小孩是除外的,安芬听说立刻给她倒了一杯,不过对孩子她终究是没有经验,连上前抱抱都没敢动手,特别是一个烧的孩子,我看到她伸出手去,又不自觉地缩回去了,怕是自己帮了倒忙,反而是挨累不讨好了。
安芬有些求救地望着我,看着那少妇一手托着孩子,一手忙活着手中的碗,安芬提水壶的手都有些慌得抖了一下,我没有上前,对安芬求救的眼神保持了视而不见,因为这妇人并没有进一步的求救,而且她既是出来了,没有人命关天的事什么都得靠她自己解决,至于会遇上什么样的人,她也必须事先就做好最坏的打算,没有谁都有义务替别人收拾后事的,微信上不是有篇文章叫《没在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的吗?她必须要彻底地痛过,才能知道自己的下一步到底该如何走,不至于一遇到难题就会求外援,自己倘若不能真正地站起来,谁也不能最终救了她自己。
这少妇可能确实也走得比较匆忙吧,连个小勺子都没带,安芬好心地把自己的勺子用开水烫了烫送给她了,她连声谢过后给孩子一点点地喂了点水,但进去的少流出的却多,安芬似是很着急地还掏出了张抽纸掖在孩子的脖子底下,这少妇这时把头轻轻地抵在孩子的额头,又似松了口气,看来,她对带孩子多少还是有些经验,只是越是如此,她越是离不开孩子而是被孩子捆缚住而很难踏入社会的了。
安芬问,“这样管用吗?你给孩子带了药了吗?”
她说,“带了点药,不过不知道适不适合,我也没敢给她乱吃,等到了我姐家再说吧。”
安芬,“你姐是远嫁到杭州的还是你是远嫁到我们海茗县的。”
不过,听她的口音倒是两地全都不是,果然,她说,“我们都算是远嫁吧,老家是杨州的。”
那么,余下的我们都只能祈求老天保佑了,我之所以对此木然,是因为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下班回到家时,他莫名地总是话里话外带着刺,那时串串还不会走路,他也是从不外出的,我一般都是极努力地忍了,一次又一次,当我的极限被冲破最后一道防线时,即在我毫无防备地脸上就挨了一巴掌时,我默默地抱起串串又踏上了回单位的路,其时天已经黑透了,我根本不知道还有没有回去的路,也许老天都在向我伸出援手,竟有辆大巴车候在离我家不远的站台处,我刚上去车就开动了,根据经验及与售票员的对话,不难推断那是城里返乡的最末一班车了。
而别的车不是没有的,那全是些黑的或是出租公司的车,短短不到二十里的路程是需要几十元打车费的,而那时孩子一切的生活来源都是我一人支付的,而那时的我每月不过1000出点头的工资,倘若是搭不上那辆末班车,我怕是要抱着孩子走上一两个小时的,而且不难想像,背着个包袱行程会越来越慢的,况且是抱着个孩子,只能保持着一个姿势,天助我的是,我搭上的那班车的售票员竟与我认识,居然连车费钱都给我免了,虽然只几元,家里没有享受到的温暖我居然在外面感受到了,在车慢慢地穿行在越来越黑的夜里时,我把头抵在串串的棉袄上不由自主地落下了伤心的泪水。
我不敢说是委曲,因为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