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于晚八点结束,没有立即散场,工人们有序的排队分钱领水果。
游戏开部,不管是负责硬件的还是软件的,都提前回家了。他们都是外乡人,回一趟家费时费力,如果不早点走,回到家春节都过完了。
临走前,许多人拜托董老和余生说一声,说他们再回来,会带着家人一块回来,请余生按照之前说好的,安排好他们爱人工作,孩子学业的问题。
余生说放心吧,到了这一定都安排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不及后世,商品房的概念才刚刚兴起,全国上下除了都北-京估计也找不到商品房。
居住在乡村的农民有自家的宅基地,可以自己建房子,居住在城镇的人,一般都是单位安排住房。
因为住房紧张,居住条件不能说好,就算不是平房,基本上也都是一个楼层一个厕所一个厨房的筒子楼。
与之相对,房租的价格倒是十分低廉。房租加电费,一个月才几毛钱还不到一块钱,水费更是不要钱。
不过,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了,例如调动工作,辞职下海。不是说不领工资完事了,那可是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这年代难找卖房的,也少有租房的。据说真有下海,全家睡大街的。
华夏厂当初吸引那些技术人员的条件之一,就是提供住房。而他们原先所在的工作单位,也经过上级部门协调,让这些来华夏厂工作的人的家属,多住几个月。
年前华夏厂采用设计院全新设计的住宅楼建完了,宽敞明亮,最关键的是每家每户还有自己的厨房和厕所。
那些比厂里老职工都先拿到新楼钥匙的技术人员,当然想把自家人全都接过来了。
他们临走前,余生不光每个人了一份年终奖红包,还让他们带了几条好烟。说回去之后,如果有技术好的人,劝他们也来华夏厂工作。
有一名油嘴滑舌的技术员喊,咱们这也算衣锦还乡了。来华夏厂工作几个月,比那帮老伙计工作几年赚的都多,估计他们知道咱们过的日子都得红了眼了。
听到这话的余生,笑着点了点头,这就是他追求的效果。既然现在这个社会谈钱,那就大大方方的谈钱,人往高处走,华夏厂的待遇好,自然会招来有能力的人。
排着队签完名,按完手印,领完钱和水果的余生,抱着两箱子水果回到家,坐在椅子上有点龇牙咧嘴。
刚才余铁成在主席台上讲话,其余的中层及中层以上领导,都站在主席台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一动不动,腿都快没知觉了。
据说原来想安排座位来的,但是桌子都搭了主席台了,光秃秃的坐着不太好,就干脆都站着了。
余铁成还笑着说,这正好能体现华夏厂上下同心的精神呢。
余生正揉着腿肚子,他母亲李子珍从门外进来了,她推开门一瞧余生这模样,便打趣道,“你这也有挺长时间没操练了,身体素质下降了不少啊,我看明儿过完春节,你早上起来,还是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
她说着拎起了水壶,“你先揉着,我去烧点开水,要不等会上了火车,想找热水就难弄了。”
“妈,那就不洗了,怪麻烦的。”余生说道。
“不洗怎么行,到时候见到爷爷,你没精打采的,他该数落我和你爸了。”李子珍说着就推开门出去了。
没错,余生一家人也要回家过年。
火车从黑龙-江始,途经山齐,十点二十在青台站停一分钟,五点五十到达北-京西站。
火车上人不是特别多,较为冷清,座位勉强坐满。远比不上十几年后春运期间人挨人,人挤人,座椅下面钻着人,厕所里面站着人的拥挤局面。
虽说在去年,社会学家张雨林教授次提出了农民工的概念。但是,他口中的农民工,指的是没有城镇户口,在本地乡镇打工的农民。而不是十来年后,像候鸟一样,定期在中国大地上,大规模迁徙的农村务工人员。
因此,一九八四年春节前夕的火车,并不拥挤。
在现在这年月,人员流动不是特别频繁,外出不光要钱,还要介绍信,没有介绍信连住的地方都找不到。
如果想要在外地工作,那更是要暂住证,如果没有,按照规定会做遣返处理,而有些地方因为执-法队伍中个别人员的素质问题,甚至还有打死人的事情生。
余生和爸爸妈妈上了火车,因为华夏厂是青台的明星企业,又因为为青台的铁路提供了不错的运量,所以,秘书小赵去买票的时候,硬座票强行被站长升格为了卧铺票。
能让铁老大给个升格卧铺票的面子,已经很不容易了。
前两年虽然余铁成也是一厂之长,却从没来享受过这种待遇。
这年头出远门的不多,买卧铺票的更少。
卧铺票一是贵,二是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所以,有张卧铺票也算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了。
这年头火车硬座和软卧的区别,有点像几十年后飞机经济舱和头等舱,虽然按照纸面价格,两者相差不大,顶多二到三倍。
但实际上,经济舱却几乎一直打折,折扣最高时甚至能和头等舱有十倍的差异。再加上在天上飞的时间不算太长,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相对性价比更高的经济舱。只有那些特别在意舒适度的人,以及能报销的人,才会买头等舱。因此,头等舱在一定程度上,彰显着乘坐人的身份地位。
余生一家人票上写的位置是八号车厢一房一号上铺、中铺、下铺。
余生进到房内,现除了他们的三个位置外,还有两个位置空着。二号下铺上倒是坐着一个中年人。
他穿着中山装,胸前的口袋里别着一直英雄212钢笔,一副知识分子的模样。
余铁成、余生、李子珍,因为平时活动都在工厂,所以工装也就穿习惯了。
刚开始余生他们拎着包进到房内的时候,这名知识分子的态度,可以用高冷来形容。虽说没有鼻孔抬到天上去,但却也没有正眼瞧他们一家人。
余生他们倒也没在乎,一家人谈着一些不太重要的厂子里的事情,商量着一会到了北京,怎么和老爷子说今年厂里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