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二,杨玄感全军覆没于潼关之下,兵变风暴肆虐两个?后终于平息下来。[燃^文^书库]
越王杨侗、东都留守樊子盖、西京留守卫文升、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和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联名向圣主报捷:杨玄感已死,兵变已平,东都局势正在迅速恢复之中,请圣主速回京师。
同日,在涿郡临朔宫,圣主接到了西京奏报。代王杨侑禀奏,陇西局势日益危急,虽然右屯卫将军柳武建和右御卫将军李仁政火速支援,迅速逆转了陇西边军的颓势,但受制于兵力不足和物资匮乏,只能勉强维持现状,无力展开反攻。同一时期,西域局势也急转直下,河西军团同样受制于兵力不足和物资匮乏,既无法抵挡吐谷浑人的反攻,亦无法阻止西突厥人对西域诸国的兼并和蚕食,节节败退。总结起来一句话,西征所拓展的疆土,基本失陷;经略西域的果实,丧失殆尽。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西北局势风雨飘零之际,河西会宁的突厥人又叫嚷着重返故土,如果不是陇西和河西两大军团以武力强行震慑,这些突厥人恐怕早已踏上归途了。
三年前西突厥内乱,处罗可汗众叛亲离,走投无路,于是在中土的“威逼利诱”下东投中土,而追随处罗可汗的突厥人便被安置在了河西会宁。当时中土承诺,只待时机合适就帮助处罗可汗东山再起。******的启民可汗就是在中土的帮助东山再起的,有这个先例存在,处罗可汗和他的追随者们就相信了中土的承诺。
一转眼就是三年,中土不但没有兑现承诺,反而变相“囚禁”了处罗可汗,并且与处罗可汗的敌人射匮可汗结盟了。中土背信弃义,激怒了这些突厥人,他们理所当然要离开中土。然而,中土已绝无可能让他们离开了。
目前中土内忧外患一起爆,这种恶劣局面下,中土不要说经略西土劳师远征了,就连维持西北安全都困难重重,所以此刻处罗可汗的这张“牌”尤其重要,中土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会宁的突厥人离开。如果他们离开,剩下处罗可汗孤家寡人一个,势单力薄,中土拿他威胁谁?
吐谷浑人复国必然会严重刺激到西土诸虏,激起西土诸虏对中土的野心,接下来中土如果不能迅速击败吐谷浑人,那便证明中土实力不济,未来西北边疆必定战事频繁,其中对中土威胁最大的就是西突厥人。为此,中土必须牢牢抓住处罗可汗这张“牌”,以帮助处罗可汗重回西土东山再起来要挟西突厥人。同样是因为启民可汗这个例子的存在,西突厥的射匮可汗必然妥协,毕竟以中土的实力足以帮助处罗可汗杀回西土,如此西突厥人必然重蹈衰落之覆辙,再次分裂,再次自相残杀,最终白白便宜了中土。
西北的噩耗一个接一个,圣主异常愤怒,但愤怒之后亦是一筹莫展,无可奈何。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好局面在短短时间内完全颠覆?
国力不足?肯定不是国力不足,大业五年(公元609年)西征大获全胜,大业八年(公元612年)动了上百万人规模的浩大东征,可见国力足以支撑中土实施积极防御之国策。
策略错误?先帝时期国力不足,要休养生息,只能消极防御,如今国力展了,当然要积极防御,主动出击,遏制和削弱外虏,为中土赢得一个更安全更宽松的飞速展的中外大环境,否则中土总是受制于外虏的威胁,在倍受掣肘的情况下步履蹒跚,无法专注于展,长此以往当然不利于自身的强大。
所以西征是对的,倾尽国力东征高句丽也是对的,只要一战而定,接下来东都就能腾出手来,在确保北疆稳定的同时,加大对西北的支持力度,如此吐谷浑人即便反攻也无法形成威胁,西突厥人即便重新杀进西域也只能与中土分庭抗礼,西北局势也就不至于急转直下一溃千里。
然而,第一次东征以惨败而告终,积极防御的国策在实施过程中遭遇重挫,中土飞速展的梦想遭到了沉重打击。
难道是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相比西征,东征期间军事指挥上?一个最大变化就是军权更为集中,圣主和中枢不但牢牢掌控了军事决策权,还从前线统帅们的手上“抢”下了大部分的战场指挥权,前线统帅们为此不得不事事请示最高统帅部,结果贻误战机。
但是,圣主和中枢并不承认自己“抢”了统帅们的战场指挥权,因为水师是单独行动,水师统帅部独揽水师指挥权,来护儿、周法尚和崔君肃三个人就能决定水师的攻防大计。另外在陆路,远征平壤的大军也有临机处置的**指挥权,于仲文、宇文述和刘士龙三个人全权负责攻打平壤。所以水师在平壤的败北,陆路大军在萨水的惨败,都是前线统帅们指挥不力,与最高统帅部没有关系,与圣主和中枢过度集中军权也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