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二,封德彝的第二份奏章到了。
宋子贤阴谋行刺圣主案,牵连甚广,当其冲的就是冀北豪门世家,其次就是地方官府,再次就是地方豪强、汉虏商贾和佛门信徒。此事一旦扩大化,演变成一场政治风暴,必定会掀起血雨腥风,这使得冀北形势骤然紧张,上上下下下惊惶不安,人人自危,更有甚者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开始积极谋划叛乱之计以求生存。
封德彝不得不向圣主和中枢出严重告诫。
这段时间白贼在冀北一带肆无忌惮的烧杀掳掠,而冀北官方竟然束手无策,只能闭门死守,涿郡方面的援军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根本无力剿贼,这给了冀北豪强以强烈的负面“冲击”,很多人蠢蠢欲动,也想举旗谋反,其中宋子贤阴谋行刺圣主案就是个鲜明例子。这个事件的背后推手虽然是突厥人,但阴谋之所以暴露,正是因为当下形势对阴谋者非常有利,导致他们过于大意,不慎露出“马脚”,否则此事一旦既成事实,冀北豪门世家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圣主和中枢必然要打击河北人,于是落井下石者蜂拥而上,山东人和关陇人必定再次大打出手,国内政局就此陷入“混战”,结果不言而喻,必然会严重影响到南北关系的展,甚至影响到南北战争的胜负。
恰在此时,齐王就在博陵,麾下两万大军对冀北豪门和官方形成了直接威胁,直接影响甚至主导了冀北局势的展,而齐王一旦完全主导了冀北局势,控制了“行刺大案”的未来走向,不但冀北豪门和冀北官方陷入了被动,圣主和中枢也陷入了被动,齐王和圣主极有可能因此产生直接冲突,这个后果就严重了。
封德彝为此出警告,恳请圣主和中枢从大局考虑,为杜绝“行刺大案”演变成政治风暴,阻止山东人和关陇人生正面“厮杀”,祸及国内政局,马上就此案做出结论,快刀斩乱麻,乘着朝堂上各方势力尚未得到消息做出反应之前,先把所有可能产生危机的因素统统消除。
只要圣主和中枢做出冀北豪门和冀北官方虽然有失察之罪,但也有铲除阴谋之功,功过可以相抵之结论,圣主和中枢就不会与冀北豪门和冀北官方生正面冲突。但是,此举并不能彻底扼杀危机,因为现在博陵还有齐王,齐王还有引爆并扩大危机的能力。
齐王借助这件“行刺大案”抓住了冀北人的“要害”,以此来要挟圣主和中枢牟取政治利益,若圣主和中枢不能满足他的要求,齐王完全可以凭借现有的实力,把这件大案扩大化,演变成一场政治风暴,所以齐王身居博陵,对冀北人来说就是一柄悬在头顶上的利剑,随时都有可能斩下来,对圣主和中枢来说则是一个破坏国内政局的祸患,而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向齐王妥协,借助“行刺大案”诘难突厥人,并以此为借口诏令齐王北上巡边。
圣主和中枢核心成员马上意识到这个“行刺大案”的突然爆有着莫大玄机,巧合太多,时间节点选择得太好,仿若“神来之笔”,把诸多纷繁复杂纠缠难解的政治难题“一笔抹去”,各方势力因为此案而做出的各种对策所形成的推动力,恰好可以帮助齐王北上长城,如此布局,堪称精妙。
如果这个布局来自齐王,那么今日齐王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手腕就非同寻常了,远非三年前那个被打得鼻青脸肿毫无还手之力的齐王可以比拟了。不过即使齐王成熟了,进步了,但在圣主和中枢大佬们的眼里,齐王还是实力太弱,不堪一击,就算齐王使出浑身解数有所展,然而很快他就要面对声势浩大的南北战争,实力不济的齐王在如此规模的战争中,充其量也就是个“炮灰”,终究逃脱不了败亡的命运。
圣主和中枢核心成员经过紧急商讨,随即做出决策,在获悉“行刺大案”的第二天,在尚未详细了解此案经过的情况下,就匆忙为此案做出了结论,正面肯定了齐王、冀北豪门世家和冀北官方的成绩,并诏令封德彝督导此案的审理和善后,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审结此案,确保此案不会对冀北乃至整个北方局势造成过大影响,否则严惩不贷。
圣主和中枢又诏令齐王,考虑到“行刺大案”的爆源自冀北混乱局势,因此要求他倾力剿贼,不惜一切代价诛杀白贼及其同党,务必在最短时间内稳定冀北和燕北的局势,又考虑到齐王进入燕北剿贼必然对北疆镇戍和南北关系产生影响,为最大程度减少这种影响,诏令其北上巡边,并以巡边的名义一边加强北疆镇戍力量,一边戡乱剿贼稳定北疆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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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三,李风云、李子雄率军离开飞狐城,开始北上征程。
甄宝车、陈瑞、韩曜等留守军政大员出城相送。
甄宝车心情沉重,李风云以联盟相托,虽然给了他绝对的信任,但责任太大,他感觉自身能力有限,难以承担。这几天他一直想找个机会私下与李风云谈一谈,但李风云太忙了,不眠不休地进行出征准备,根本就找不到谈话的机会。一转眼李风云要走了,甄宝车憋了一肚子话想说,却开不了口。
走到途中,李风云忽然下了马。甄宝车、陈瑞和韩曜暗自欣喜,知道李风云有话要说,于是纷纷下马,围了过去。四个人并肩而行,娓娓而谈。
“你们是否相信某,像过去一样相信某?”李风云看看三人阴郁的脸,笑着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