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是很羡慕。”洪部长说。
“洪部长只知道这样做的美好，却不知道这么做的危险。本来下雨走山路，一个人走就很危险。两个人打着一个伞走，就更危险了，尤其是在夜晚。当然，我们当时年轻，只知道这么走有意思，完全忽略了这么走的危险。”县委副书记、县长马志说。
“果不其然，荣荣脚底一滑，她本能地拉住我，事突然，我来不及防范。结果，她把我拉着一起滚下了山崖，被树拦住了。我们两人都受了伤，我感到我的头在流血，我们两人只有呻吟的份，动弹不得。不幸中的万幸是，我们是滚下悬崖。如果是掉下悬崖，那可能连命都就救不住了。”马县长说。
“那你们怎么办呢？”纵捭集团生产经营部部长、矿业公司工作组副组长洪旺盛问。
“我们两人躺在地上，手还能拉着手，任凭夜晚的风吹雨打。周围都看不清，我们想等天亮后，观察地形，想办法爬上去，再回家。因为久等我们不回，我父亲就到了荣荣家，见荣荣也没回。”马县长说。
“我父亲感觉我们出事了，就把荣荣的父亲叫上，还叫荣荣的父亲喊了村里的几个人，一起穿着雨衣，拿着手电筒，沿着去乡里的路，一路找，一路喊。”马县长说。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看到了手电筒的灯光，又听到了喊我们的声音，我们用力不断地喊，由于风大雨大，找我们的人根本听不见。我们眼睁睁看着手电筒的光与我们越来越远。”马县长说。
“我挣扎着爬到荣荣身边，我感到全身很疼。我扶着荣荣坐起来，我用手搂着荣荣，坐着靠在一个大石壁上。我对荣荣说，我们先蓄一点力气，等找我们的人转来，我们再一起用力喊。”马县长说。
“闪电中，我看见荣荣头上、脸上、身上都是血，我估计我也跟她差不多。我们相互依偎着，等着来人救我们。风渐渐小了，雨也渐渐小了。我们又看到了手电筒亮光，听到了喊我们的声音。”马县长说。
“我对荣荣说，我喊一二三，到了第三的时候，我们一起喊。我小声数到三，我们一起大喊，‘哎、哎、哎。’对方听到了我们的声音，手电筒的光向我们照过来。来人用木棒拨开树藤枝蔓，慢慢把我们扶了上去，又扶着我们到了乡卫生院。”马县长说。
“感谢苍天啊。”洪部长说。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纵捭集团党委委员、党委办公室主任、矿业公司工作组组长沈宁西说。
“是这样吗？”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向阳问。
“后福谈不上，但我们没死是真的。对我们山里人来说，无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这种跌跌撞撞的事很多，只不过这次有点重，有点吓人。我和荣荣骨头都没事，都是软组织受伤，多流了一点血。”马县长说。
“不过，因为要消肿止疼消炎，治疗跌打损伤，我们还是在乡卫生院住了几天。出院后，我和荣荣专门到我们滚下去的地方看了看，我还拉着她的手，一直下到我们靠的那个大石壁面前。”马县长说。
“大石壁前面几米远的地方，有几棵树，树旁边就是万丈悬崖。我们就是滚到大石壁前面，被几棵树拦住了。换句话说，这几棵树救了我们的命。”马县长说。
“我们倒吸了几口凉气，我拉着荣荣的手爬上山路后，我望着荣荣，荣荣望着我，我们忍不住大笑起来，随后热烈地拥抱起来。我们为我们活着而庆幸。”马县长说。
“且慢，暂停。我问县长，你们就是拥抱了一下吗？”洪部长问。
“是啊。”
“没干点别的？”
“你说的别的是什么意思啊？”马县长问。
“就是亲吻一下，动手动脚啊。”洪部长说。
“哎，洪部长，你怎么总是想到这些啊？怎么心灵一点不阳光啊？”沈主任说。
“马志，你实事求是跟洪部长说，你们拥抱后，干了什么？”卢市长说。
“没干什么啊，我们牵手走了一段路，就各自回家了。”马县长说。
“洪部长，是不是让你很失望啊？”沈主任说。
“我们那个时候，心灵还是很纯洁的。用现在的话说，我们的人格还是很高尚的。既不刻意追求，又不刻意隐瞒，一切听凭自然，顺其自然。”马县长说。
“马志，接着讲下去吧。”卢市长说。
“因为我和荣荣的文体活动搞得不错，我们村和荣荣村都被乡里评为共青团工作先进单位、我和荣荣都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乡团委把乡领导请来，跟我们照了合影。这是我跟荣荣第一次在一个相框里出现。”卢市长说。
“后来，乡里又把我们报到县里去，我们村和荣荣村都被县里评为共青团工作先进单位，我和荣荣都被评为县优秀共青团员。我和荣荣上台接受荣誉证书的时候，领导跟我们合了影。我们在主席台上，荣荣望着我，我望着荣荣，我们会心地微笑，那种感觉很美妙。”马县长说。
“后来，我到县里去时，现我们的名字和相片，都在县里的橱窗上，我们很开心，工作干得更起劲了。”马县长说。
“获得这么高的荣誉，你们得了多少奖金啊？”洪部长问。
“没奖金，主要是以精神奖励为主。我们村团支部，就得了奖牌。我们个人，县里了一个茶杯，乡里了一个杠子。”马县长说。
“奖品不怎么样啊？”洪部长说。
“那个时候，在我们县，这些东西还可以说是奢侈品，我们能得到这些东西，已经很不错了。”马县长说。
“与此同时，我们的电大班只有一半的人在坚持学习，另一半人已经考试不及格，被淘汰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在当时的电大、职大、夜大、函大、成人教育中，电大的教学质量还是很高的。”马县长说。
“我和荣荣相互鼓励，一定要坚持读完三年的电大，拿一个国家承认的大专文凭。”马县长说。
“有一天晚上，我因为家里有事，就没有去上课。荣荣一个人不敢回家，就在乡里同学家住了一夜。第二天，荣荣是一个人走回去的。”马县长说。
“后来，我上课的时候，荣荣对我说，她已经习惯了跟我一起上课，一起回家。如果我以后有事不能上课了，提前跟她说一声，她也不来了。要来一起来，要走一起走，要不来都不来。”马县长说。
“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无论如何要有一个人学习，可以抄学习笔记。如果都不来，掉了的课程怎么办？荣荣说，可以抄其他同学的笔记。我说我们已经习惯了相互抄笔记，习惯了相互学习，抄其他同学的笔记不习惯，也不习惯请教其他同学，荣荣就没有继续坚持。”马县长说。
“我已经21岁了，荣荣也有20岁了。在我们这个年龄，在我们那里，有些人已经结婚生子了。有天白天放学后，我跟荣荣坐在路边边休息边聊天。荣荣跟我说，她有点烦，她家里总有人上门提亲。”马县长说。
“我问她是怎么回答的，她说年纪还小，还正在读书，等电大毕业后再说。她问我有没有人来提亲，我说有。她问我是怎么回答的，我说现在读书任务这么重，团支书的工作又多，没时间相亲。我们一起商量后，确定不谈提亲的事，一心一意把电大读完，一心一意搞好共青团的工作。”马县长说。
“你们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等电大毕业后，走到一起去的意思啊？”洪部长问。
“说不清楚，可能隐隐约约有这种想法，但都没有说这个事。”马县长说。
“没有私定终身啊？”洪部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