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三,圣主南下,返回京师。
在过去一个多月里,圣主亲自坐镇北疆,迅速稳定了北疆局势,也给两京平叛和善后赢得了充足时间,但让圣主失望的是,时至今日,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东都留守樊子盖和西京留守卫文升想尽一切办法,也未能实现两京政治上的妥协,两京政局非但没有因为平叛而稳定,反而愈混乱,政治斗争愈激烈。西京要夺回京师地位,要乘此良机遏制和打击改革势力,而东都虽然在杨玄感的叛乱中惨遭重创,权威一落千丈,但誓死维护京师地位,寸步不让,双方矛盾尖锐,根本没有妥协余地。
宇文述、来护儿、樊子盖和卫文升无奈之下,联名上奏,请圣主尽快返回东都,以皇帝的无上权威来恢复和巩固东都的京师地位,继而在政治上压制西京,以强硬手段来稳定两京政局。
圣主也是一筹莫展。当前两京政治危机的根源是改革和保守之争,圣主要维护和巩固改革成果,要对权力和财富进行再分配,就必须牢牢掌控最高决策权,就必须压制保守派,就必须在政治和军事上赢得较大优势,但现在圣主恰恰就因为连续两年的东征失利,在政治和军事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结果就是目前这个恶劣局面,政治对手落井下石展开了疯狂反击,大河两岸此起彼伏的叛乱只是开始,杨玄感的背叛才是致命一击,如今两京“大打出手”,愈行愈远,距离反目成仇的日子已越来越近了,形势十分危急。
如何逆转局势?关键不在于政治妥协,妥协实际上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只会让矛盾和冲突越来越激烈。在圣主看来,解决这场政治危机的关键还在于赢得东征的最终胜利,赢得政治军事上的优势,然后挟东征胜利之威,给反扑的保守派以“迎头痛击”,用强硬手段遏制保守派,重新赢得两京政局的暂时稳定。
接下来如何继续推动改革?那就要靠南北战争了。攘外必先安内,用东征的最后胜利来“安内”,来解决两京政治危机,然后齐心协力一致“攘外”,打赢南北战争,赢得政治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以此来彻底解决严重威胁到国祚存亡和统一大业的“内忧外患”。
所以现在圣主的精力都放在第三次东征上,他知道自己即便返回东都,即便借助清算杨玄感同党的机会大开杀戒,也依旧解决不了两京政治危机,反而会让两京斗争白热化,让两京危机更为严重。
事实上的确如此,圣主不回去还好一些,还能对两京造成威慑,还能借助这种威慑把两京斗争控制在双方都可接受的范围内。圣主的亲信手下大都根基薄弱,做事都靠“狐假虎威”,他在东都的时候,这些人有靠山,横行无忌,肆无忌惮,反之,这些人就要收敛了,太嚣张一旦遭到对手的暗算必定玩完。所以圣主不回去,改革派在政治清算的时候必然有所收敛,这对保守派而言就相当于圣主主动妥协了。既然圣主主动妥协,以妥协换取危机可控,保守派自然也乐意,对他们而言只要把清算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自身利益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维护,那就行了。
因此圣主并没有积极返回东都的意愿,但形势比人强,他在北疆局势已渐趋稳定的情况下,既不下旨结束东征,不把辽东的远征军和工匠民夫撤回来,也不返回京师稳定两京政局巩固中央权威,那就是不作为了,必定会遭到政治对手的攻击,一旦谣言四起,后果就严重了,不但圣主自身威信会下降,还会连累到中央权威,甚至还会激起民愤,尤其两次东征中大河南北的征召人数太多,自从去了辽东就看不到人回来,民众早已怨声载道,这种濒临失控的情绪如果被阴谋者蓄意利用,叛乱规模和范围再度扩大,则国内局势极有可能加速恶化以致于一不可收拾。圣主迫于现实,不得不收拾行装踏上返京之路。
当天晚上,圣主车驾停于涿郡良乡。就在此刻,齐王从怀荒送来的奏章到了,同期到达的还有涿郡副留守阴世师的奏章。
内史侍郎虞世基第一个看到这两份奏章,看完之后神情顿时凝重,沉思良久,遂匆忙觐见圣主。
圣主听说是齐王急奏,当即召见虞世基。看完奏章后,圣主也是一脸凝重,陷入沉思。
之前阴世师曾有急报,说齐王以剿贼为由,擅自出塞,与突厥人对峙于闪电河,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南北局势随时都有崩溃之危。当时圣主勃然大怒,但已经既成事实了,只能设法挽救,再说圣主也想知道突厥人是否敢于反目成仇,是否会率先动南北战争,而齐王此举正好可以达到试探之目的,于是也就听之任之,并要求段达和阴世师做好防范,以防不测,确保长城安全。
此后阴世师也有急奏,但形势展与圣主的推测基本差不多,不论是齐王还是叱吉设都承担不起南北关系破裂的严重后果,双方都保持着极大克制,只是如此一来就便宜了白贼和李子雄,他们竟然带着队伍杀进了闪电原,接下来不出意外必定两败俱伤,然后齐王出面收拾残局,突厥人打落牙齿和血吞,不得不接受重创之结果。
然而圣主想错了。齐王在奏章中告诉圣主,李子雄和白贼带着队伍杀出了突厥人的包围,冲进了平地松林,向安州动了攻击。
这一消息,得到了同时送达行宫的阴世师的证明。
阴世师在急奏中告诉圣主,齐王于九月二十深夜返回怀荒,与其同时抵达怀荒的还有大漠牙帐的两位特使,夹毕特勒阿史那思摩和俟利史蜀胡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