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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有定法,脱于俗流(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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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为凡人,怎能脱流俗?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忠于自己的理想和选择就获得了脱离世俗的心志。

志向,与其说是奋斗的目标,不如说是生存的意义。

立志是一个人成事之根本。任何人欲成就大事业,就必须要先立志。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诸葛亮讲“志当存高远”。曾国藩的同僚胡林翼说:“人生决不该随俗浮沉,生无益于当时,死无闻于后世。惟其如此,我们应自立自强,努力做众人所不敢为、不能为的事情,上以报国,下以振家,不负此昂藏七尺之躯。”他所以说得好,是因为他说得全面、朴实,说的我们可以做到。当然说的和曾国藩最为接近的是王阳明,他主张在学习和奋斗之前要先立志,不立志就好比种了植物不培根不浇水,只能是徒劳无功而已。这种观点与曾国藩主张的以志为本是一个道理。

立志是一个慎重又多思的过程。曾国藩曾为立志心神不宁:“自从去年十二月如日后,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本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曾国藩不仅为无志而忧,更为有志而叹:“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有大抱负,才有大动力、大毅力、大魄力,也才会有大境界。所谓大抱负不是好大喜功,不是好高骛远,而是放眼天下,志在四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谓大魄力也不是有勇无谋地一味付出,而是危难时刻的果断与冷静、谨慎与精明。可以说,想确立远大的志向就要先学会放下小的情怀。过多地咀嚼一己之悲欢,就会看不到脚下的土地、身边的世界,也意识不到自己对天下的责任,当然不会有大的气象和作为。

曾国藩在二十岁以前,虽然跟随父亲勤奋读书,但并没有大的志向。道光十年(1830年)其父曾麟书将其送到衡阳汪觉庵先生处进行学习。一年后,又回到本县涟滨书院肄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曾国藩眼界大开,增长了锐意进取的精神。为痛下立志之决心,他毅然将原字伯涵改为涤生,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涤”就是“涤其旧污之染”,“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寓意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出淤泥而重生。

他给自己定下的座右铭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这也是曾国藩传于后世的最经典名句。

早年的曾国藩,就经常自比于李斯、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有朝一日自己也成为像他们一样的名相,千古流芳。随着其学识的增加,思想的逐渐成熟,对其志向的思考更加深人和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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