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像曾国藩这样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大情怀。他们一方面关心自己的学识，另一方面关心天下兴亡。因此，这两点构成了他们特殊的人格。曾国藩除这两方面外，还是一位为官者。中国古代为官者的平常心应该是怎样的？在曾国藩看来，就是不用权谋私，而是用权为公。如果逾越这个界限，那么为官者的心态就会变得“另类”了。
曾国藩做京官之后，刻苦攻读儒家经典，自省自律，自我教育的过程中，由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目标出，改其名为“国藩”，意为“为国藩篱”，立下“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愿，由“内圣”而去做“外王”之事。
曾国藩确实表现了对大清王朝高度的责任感。在咸丰初政的日子里，他似乎是最忙碌的人，他的上疏、建言一个接一个，而每一个上疏都切中时弊，决无腐儒之见。上《议汰兵疏》后，他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等。触及清朝的统治基础，表达了他对天下将乱的忧虑。
1840年，鸦片战争爆。正是这一年，曾国藩做了京官。由于他初入仕途，对这次战争、战败、签约等没有多大反应。但战后的清王朝，像经过大地震后的多年失修的大厦，摇摇欲坠。身在京都和官场，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官场中的黑暗，经济上的落后，曾国藩把这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地方上的情况，自鸦片战争之后，变化是巨大的，战争费用、战后赔款要由各省摊派偿还，本来贫穷的百姓，突然加上大笔征收，已经承受不起了。加上自然灾害，五口通商，洋人的侵扰，商路的改变，大批手工业工人的失业，受害严重的南方数省的百姓先起来掀起反抗运动了。
两广地方最不平静，曾国藩的家乡湖南也不断生农民暴动。清政府调兵遣将，严厉镇压，但是起义运动此伏彼起，闹得越来越凶。这期间，曾国藩忙于读圣贤之书，自我修养，也没有过多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