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人学习是提升自我的最好方式。向友人学习有所得，向对手学习所得也许更多。
如果说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更强更有用的人，那么向谁学习不是学习呢，只要对方有可学之处，拥有自己所没有的知识或能力，即使是敌人和对手也没有什么关系。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就像那个有仇难报的青年，面临的仇人便是英、法、德，意、日等世界列强。想不被一直欺负就要学习。但向敌人学习，需要眼光，更需要勇气。明白自己是为什么而学的，懂得舍弃才能获得。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曾国藩把引进西方科学，兴办近代工业作为“自强御悔”的大计，成为兴办洋务运动的先驱。他舍弃了名臣的光环，只为创造一线救国的曙光。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痛陈：“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他清醒地认识到，外国侵略者一次又一次动侵华战争，所恃者无非船坚炮利。中国要自强御侮，也需要船坚炮利，要船坚炮利非办洋务不可。他认为可以借助洋人的力量压制太平军，先达到“安内”的目的。当然，心里要清楚这只是权宜之计，最终的目标还是要自强。
曾国藩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非当时一般达官贵人所能比拟。他的向西方学习、兴办近代工业、造炮制船的主张与行动，是洋务运动的第一步。
当曾国藩与太平军全力争夺安庆，出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需要，恭亲王奕䜣提出“购买外洋船炮”时，曾国藩立即附和说“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国之第一要务”。英法等西方列强所擅者船坚炮利，如能陆续购买，据为已有，西方列强就会“失其所恃”。比起恭亲王，曾国藩看得更远，他不满足于购买，而要立足于自己设厂制造，如此不仅可以“剿逆”，更可以“勤远略”“富国强兵”。他明白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自身的强大才是保国的根本。、1861年攻克安庆后，曾国藩便率先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主要生产子弹、火药、山炮及洋炮洋枪。经费来源主要从湘军军费中拨支，雇用工人近百，其中一部分是湘军勇丁，一部分是从河南招募来的工匠。曾国藩由此成为“洋务派”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