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曾国藩曾国藩说：“能够做到慎独，就可以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可以泰然处之，可以快乐、满足、欣慰、平静。”慎独是另一种形式的真诚。
慎独是宋明理学家最重要的修养方法。曾国藩一生推崇理学，在他的道德修养中，慎独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他对慎独是身体力行的。
咸丰初年，皇上下旨求言，大有重振朝纲之势。一些忧国忧民的大臣于是针砭时弊，恳抒己见，一时奏折满天飞。不想，绝大多数的奏折被“毋庸议”的上谕束之高阁，“归于簿书尘积堆中”。血气方刚的曾国藩见此局面，愤懑地说：“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曾国藩初办团练，在写给湖南“公正绅者”的公开信中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
曾国藩在后来的征战中，屡屡受挫，但从不轻言放弃。咸丰十年(1860年)，他感慨万分地说：“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又说：“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清政府腐败无能，国势已尽，回天乏术，但曾国藩的诚心今天读来也是震撼人心的。曾国藩将“诚”用于治政，虽然未能彻底挽救清政府的衰亡，但也有过一时的中兴。
在曾国藩的道德修养中，“慎独”，也就是“诚”，影响着他人生的方方面面。常人总把学问与事功看作两件事，曾国藩不同，他认为，将事功学问打成一片，于操习记诵词章之外，更讲求诚正修齐之道，他把《大学》三大纲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看作分内事。他说：“如果只把这些东西作表面的理解，不放在心上，不当成自己应该做的事，那么即使能做文章，能写诗词，也只算得上是会认字的猪倌，不能将他称为明道理有用的人。如果不能将所学用于实践，做官为民，朝廷用这样的人做官，与放猪倌有什么不同呢？”这番道理阐释得多么明白！他主张“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为行，成物以致用”，也就是把学问与事功谱成了合拍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