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吩咐把公子卬押上囚车,先送回秦国报捷,却把俘获的随行人员留下,解开了绳子,赐酒压惊。
商鞅不是大慈大悲的菩萨,放了他们是因为还有用。他命令魏国随从仍用原来车仗,教他们道:“只说主帅赴会回来,赚开城门,另有重赏,如若不从,即时斩。”
那些魏国随从被置于死地,忽然见有生路,如何不依?商鞅就叫乌获假扮公子卬坐在车中,任鄙冒充护送使臣,另坐一车随后。
到了吴城,城上裨将错认得队伍是自家人,毫无防备,马上开门。那两员秦军猛士跳下车来,一顿乱砸,将城门砸坏,关闭不得。
魏军有上前格斗的,都被打倒。城外不远处,商鞅亲率大军急速赶来,杀声震天!
城中军民慌成一片,四处乱窜,商鞅大军从从容容占了吴城。
河西郡守听说主帅公子卬被俘,料定河西难守,便弃城而遁。商鞅率军渡过黄河,长驱而入,直逼魏国旧都安邑。
魏惠王大惧,只得派大夫龙贾做使者,到秦军大营议和。
商鞅等的就是这一天!经过讨价还价,秦国拿到了绝大部分的河西之地。穆公的伟业暂时还没达到,但献公的伟业在商鞅手中,得以重振。
魏国谈判代表向秦军献上地图,商鞅按图接收了河西各地,班师回国。
大秦旗帜,几十年后又飘扬在河西上空了!
河西之地后来的苏秦,对秦孝公与商鞅几乎未动干戈就取了河西,表示了高度的敬佩。他赞美说,这是“谋约不下席,言于尊俎之间,谋成于堂上”。
一失,魏国西边顿失屏障。魏惠王大忿,想起当年那个可怜巴巴的卫鞅就咬牙切齿,说:“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
魏惠王觉得安邑离秦地太近,不安全,于是正式迁都大梁,连同全部百姓都移走。自此,魏国也称为梁国,魏惠王也叫做梁惠王了。
可怜那被俘的公子卬,最后的结局是“陷于秦,不知所终”。
公子卬是魏惠王的同父异母弟弟,文武兼备的一代名将,史籍上说他“性豪率,善属文,七岁能诵诗书,有古君子之风”。
正是这“古君子之风”害了他,据说他后来被迫降了秦。
此后七年,有自称公子卬者,向魏国投了一封密信。魏惠王见信而泣,命大夫龙贾带兵出河西,去把这位不知真假的弟弟接回来。结果遭遇秦军,龙贾败死。
不管商鞅是怎么胜的,总之是大胜魏国。魏国自此一役,终结了它居于列国之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
商鞅的个人功业,也因此役达于极致。
十数年来,在他的治理下,秦国威名赫赫。史载“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也就是周天子打使者送祭肉来给秦孝公,封秦孝公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领),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
秦孝公为嘉奖商鞅之功,封商鞅为列侯,把以前所取魏地商、於等十五邑,作为商鞅的食邑(向商鞅纳税),号为商君——后世称卫鞅为商鞅,就是因此而来。
这个封赏,使得商鞅落入了一个历史悖谬。商鞅本是以强公权、削分封起家的,到头来,他本人倒成了一方领主。也就是他恰恰成了自己要反对的那一类人。
这个悖谬,在不久的将来就将使他陷入绝境。
不过此时的商鞅,浑然不觉,谢恩后回到府第,对家臣说:“我不过是卫国宗室的一个支庶,挟满腹谋略归秦,为秦改革治国之道,立致富强。今又夺得魏地七百里。封邑十五城,大丈夫得志,可谓极矣。”?
然而,自古高处不胜寒。况且商鞅这样一个客卿,在秦国毫无根基,完全是因秦孝公的器重与信任,才获得如此之成功。那么他的荣辱,也就与秦孝公的状况密切相关。
这不单是“封建社会”才有的人际关系,这种依附式、授权式的人际关系学,是千秋万代都会有的。
商鞅,现在已经是危乎高哉了!
他的成功,潜在着对他本人的极大不利。他在变法期间,对秦国的宗室管束极严,到了“日绳秦之贵公子”(每天都要约束秦国宗室)的地步,以至“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这就基本上把秦国的上层给得罪光了。
那么下层老百姓是否可以成为他的靠山呢?不能!且不说小民究竟有多少力量,悲剧性就在于,商鞅变法也使小民心生怨恨。从种种记载看,商鞅既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个目的论者,为人刻薄寡恩,为了推行变法绝对不讲温情。他的新法中,设有连坐之法,相当严厉,据说增加了凿顶、抽肋、镬烹之刑。
酷刑固然是西周以来的习惯法,但在战国时期已渐渐淡化,到了商鞅这里重新加强,百姓焉能不怨?
除了秦孝公,他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屏障了。
这处境,就相当险恶。
他是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子的呢?
司马迁说商鞅是“天资刻薄之人”,刘向《新序》里也说商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铁钺之诛”,也就是说,他加强了周朝肉刑的严酷性。据说商鞅在渭河边对触犯新法的人行刑,一天内就杀了700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他丝毫不存怜悯。
后世对商鞅的记载,也许有夸张的地方,但所有资料中,均不见商鞅有什么私敌,因此可以断言,他对秦宗室的压制,完全是出于公义。
至于“刻薄寡恩”,估计是由于他信仰法家理论的缘故。人,或者民,在法家理论中基本是没有什么位置的,无非是被驱使的羔羊。法家是目的论者,为了富国强兵,百姓就出让一些自由吧。百姓的感受,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因此,新法实施后,“秦民皆言其便”和“秦民皆怨望”是可能并存的。什么样的话,看在什么场合说而已。
有一位老世族叫做赵良,身份大概是嬴姓中的赵氏一族,曾经去见商鞅。
商鞅问他:“请你说说我之治秦,与五羖大夫哪个更高明?”
赵良说:“五羖大夫相秦六、七年,三置晋君,并国二十一,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五羖大夫做相国,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库,德行施于后世。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此乃五羖大夫之德也。而您呢,您能见到秦王,是通过嬖人(宦官)景监,名就不大正。您相秦也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宫殿,乃面子工程也。刑黥太子之师傅,以峻刑残伤百姓,是积怨畜祸也。您还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以这诗来看,你这么做,怕是要折寿。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您可要小心。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您做的这几件事,都不得人心。你出门,后车十数,从车载甲,高头大马做您的车驾,持矛拿戟者随车小跑。这些东西,假如少了一样,您就不出门。《尚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您已经危若朝露了,还想延年益寿乎?您何不归还十五城,在郊区灌园种菜,劝君上尊崇隐居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奖有功,尊有德,您也许可以稍稍安全一点。您要是贪商、於之富,独断秦国之教化,积百姓之怨,君上一旦不立朝(上不了班了),秦国想收拾掉您的,人数还能少吗?您的败亡,可翘足而待哩。”
也不知这赵良是何方神圣,这一大篇声讨词,居然没引得商鞅大怒而动刑罚,只是一个“弗从”(不采纳),就算完了。
但是赵良所说的,后来全都应验了。现代有学者说他是代表贵族利益集团去说服商鞅的,这当然也有可能。但我估计,这篇慷慨陈词,大抵也是司马迁先生的文学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