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被忽悠住了,说:“我仰慕真人。”于是不再自称“朕”,而自称“真人”,又下令将咸阳方圆200里内的270座宫殿,用空中“复道”和带盖子的“甬道”相连,他走到哪里都要严格保密,谁说出去就是死罪。
从此,秦始皇深居简出,处理朝政都在咸阳宫,要是偶尔出去也行踪诡秘。原先性格还算开朗的他,这以后就变得很孤僻了。政坛从来是高处不胜寒,换了谁也难免。
秦始皇对方士深信不疑,但方士心里明白:这不过是哄独裁者高兴。可是方士这个活儿,跟御用文人不一样,文人怎么吹都行,方士是必须要拿出长生药来的,“不验,辄死”。时间一长,总拿不出来怎么办?
就在焚书的第二年,负有寻找长生药使命的侯生和卢生,私底下就这一问题,展开了一番讨论。
他们说:“始皇这人,天性刚愎自用,从诸侯起家,兼并天下,随心所欲,以为自古以来无人可及。现在又专用狱吏,博士虽有七十人,但备而不用,丞相等诸大臣,只管办事,一切由皇上说了算。皇上以杀人刑罚树立威望,天下人怕得罪、要保俸禄,都不敢尽忠。这样一来,皇上听不到批评而日益骄横,下面因为害怕就只挑好听的说,以取悦皇上。秦法,药方不灵验,那可是立刻就得死的呀。现在,懂天文气象的有三百人,皆良士,因为忌讳就只能说些拍马屁的话,不敢直截了当批评上面。天下大小事,都是皇上说了算,一天要看几百斤文件,不看完不休息,贪恋权势如此,我们决不能为他求仙药。”
看来,古代的方士,也不能简单归结为骗子,他们还有以天象、占卜劝谏君主的功用,这是积极的一面。
两人讨论完毕,既出于害怕,又出于正义感,决定不玩了!于是一起逃亡了,不知所终。
秦始皇听说这两个方士跑了,大怒道:“我不久前收缴了天下不中用之书,全部销毁;又召集大批文学之士和方士,想挥他们的作用,开创太平盛世,方士却劝谏我求奇药。现在方士一去无消息,徐福花费巨大,终究也没得到奇药。只有狡诈之徒为了图利,日日报告说有现。像卢生等人,我赐给甚厚,现在却诽谤我,给我扣上‘不德’的大帽子。这岂能容忍?诸生凡是在咸阳的,我都要派人查问,看是否有以妖言惑众的!”
于是,始皇帝派御史,对都所有的儒生和方士立案审讯,被审者只有供出有嫌疑的人,自己才可解脱。
高压之下,什么口供没有?如此辗转攀扯,查出犯禁者共有460余人,皆在咸阳坑杀,并公告天下,以警示其他知识分子。这之后,更有大规模的贬谪、流放,对象都是知识分子。
可怜这460多名都知识分子,是在渭水之滨被坑杀的,据说在今陕西临潼以西20里,就有一处山谷叫做“洪坑沟”,清乾隆时代的县志上载,此地又名“坑儒谷”,就是秦始皇当年的坑儒之地。
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是个有慈悲心肠的人,他对知识分子如此惨遭活埋看不过去,向父皇提出了委婉的劝谏:“当今天下初定,远方黔还未真心归顺,诸生也还都习惯于尊崇孔子。爹爹您现在全部施以重罚,臣恐天下不安,望父皇察之。”
这番话触怒了秦始皇,他现在只听得进法家言论,听不得“孔子”这两字,于是他把扶苏派到上郡,去做蒙恬的监军。扶苏这一去,就再也没有踏上归路。
秦始皇把扶苏送到北方边境,是要让他受点锻炼,知道国家不是那么好摆弄的,似乎还没有不再信任的意思,因为监军等于手握兵权。北方的30多万大军,是秦军的精华;从这一点看,秦始皇对扶苏还是寄予厚望的。
现代史学界对始皇焚书一般都予以指责,烧书总是不对的,有的烧了就永远不能恢复。但对于坑儒,却有不同看法,最极端的是《剑桥中国秦汉史》,干脆认为“坑儒事件”是瞎编的。
瞎编当然不太可能,司马迁写《史记》的时间距离坑儒并不远,他不可能把流言当做正史。还有学者说坑的都是骗子,不是知识分子,其实方士也是古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在社会中有他们独特的功用。秦朝以“查禁妖言”为名,一次坑杀460多个读书人,无论如何也是暴政。
秦始皇功高于天,这不假,但历史人物在做好事的时候,有时候不可避免地也会做坏事。古人对于政治,有他们自己的理解。一个开创性的大帝国,应怎么统治,也需要有一个漫长的探索和纠错的过程。
秦始皇焚书坑儒,对知识分子是空前的重创,有人视为民族千年之痛。他的这一举措,使得原六国的知识分子迅速离心,成为潜在的叛逆者。
专制政权,如果没有知识分子自群体参与,就无法完善和自我纠错。政权只依靠狱吏实行高压统治,使帝国政务变成了单纯的镇压与控制,再加上大工程的劳役空前繁重,百姓不堪其苦,知识分子趁势制造对抗舆论,帝国的基座也就十分不稳了。
秦始皇一定读过很多法家著作,但他要是能领会一点老子的精髓,就好了——辩证法,这是中国哲学最有用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