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价格是最浅的表象,对涨跌下注是小孩子的游戏
世界一家用3个点的保证金和1个点的溢价都没干掉我,据说他们将采用更加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我,而且他们已经暗示无论如何都不愿再做我的生意了。所以我决定去纽约了。这样我就可以在纽约证交所的贵宾单间里真真正正地做交易了。我不想去波士顿,因为波士顿也算分部,行情还得靠电报传递。我想靠近源头。这样,21岁的我来到了纽约,身上所有家底加起来共2500美元。
我曾经说过,我20岁时就有一万美元了,在美国制糖交易中的保证金就有一万多。但我并非总能赢利。倒不是我的交易方法有问题,我的方法很完美,赢多亏少。如果我能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就有七成的胜算。18实际上,只要我先确定自己是对的,然后再出手,一般都能赚钱。我失手的原因是不能足够坚强,坚持自己的游戏规则:市场信号出现之前,不要出手。任何事情的成功都需要掐准时间,但当时的我还不懂这个道理。这也正是华尔街上众多高手失足的原因,他们绝不是一般的傻瓜。
一般的傻子,随时随地都在犯错。但还有一种“华尔街傻瓜”,认为自己要不停地交易才行。没有任何人有充分的理由天天交易,没有任何人有足够的知识保证自己手手都高明。19我的经历证明了这件事。只要我根据经验仔细解读行情,就能赚钱,而只要犯傻我就一定会输。我也是人,也会成为华尔街傻瓜,不是吗?在纽约证交所,巨大的报价板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脸,客户们忙着交易,眼看着手里的交易单变成钞票或废纸。于是,寻求刺激的欲望压倒了理智。在投机行,保证金有限制,玩不长,人很容易出局。但在华尔街不一样,人们可以泡在股市。不顾股市背后的大环境,频繁地操作,是华尔街上甚至大量专业人士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把股票交易当成了一份有固定收入的工作,总觉得每天都该赚些钱回家。不过请原谅我,当时我还小,并不懂得我后来学到的经验,那些经验让我在15年后,可以苦等两个星期眼瞅着一支本来就看涨的股票上蹿30个点才放心买进。
当时我钱紧,一心想东山再起,我输不起,所以玩不起鲁莽的游戏。我选择等待,因为我必须是对的。那是1915年生的故事,但说来话长,咱们得另找个合适的地方再说。
咱们还是言归正传,说说我在投机行赚了几年后又眼瞅着丢掉大部分战利品之后的故事。(当然,投机行那几年也不是我干蠢事的唯一阶段,一个作手必须战胜自己心中很多昂贵的敌人。)总之,我揣着2500美元到了纽约。这里投机行是非法的,证交所和警察局把它们关得不能再死了。而我也不想再在投机行做了,我只想找一个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的地方,除了本金之外别无其他束缚。我本金确实不多,但觉得总有改变的一天。一开始,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找一个可以不被黑的地方。于是我来到了证交所的一个会员公司,它在我的家乡也有分部,不过早就倒闭了,我还认识分部的几个职员。我没待多长时间,因为我不喜欢其中一个合伙人,于是我来到了艾德·富乐囤公司。
想必艾德·富乐囤公司对我早年的战绩有所耳闻,因为他们很快就开始叫我的外号“少年杀手”。我长得年轻,到现在也还这样。这在某些方面不是好事,很多人都想占我的便宜,但这也让我学会了自强。在投机行的时候,那些人看我年轻,都认为我是个碰运气的傻小子,不过这也是我总能打败他们的原因。
但是,不到半年,我就破产了。我频繁地做交易。人们说我总能赚钱(我猜我的交易佣金可能都是一笔巨资了),也真的一度赚过不少钱,但最终还是输光了。我非常谨慎,却注定会输。我可以告诉你原因:之前在投机行里的骄人成就注定了我会亏损。
只有在投机行里,我那套交易方法才能赢,因为在投机行,只是根据价格的涨跌下注。我只需要看行情就够了。我买进时,价格就在报价板上,就在我面前;甚至买进前我就知道自己的成交价,而且想卖立刻就能脱手。由于是即时交易,我总能成功切到头寸,瞬间套现或止损。比如有时候,我确信一支股票会涨至少一个点。我不会让自己太贪婪,我会设定一个点的止赢点,本金加倍,一眨眼就赚双倍的钱;或者我就设置半个点的止赢点。这样每天做一两百股,一个月下来也是笔不错的收入,对吧?当然,这套策略的现实问题就是,没有太多的投机行能够承受这样稳定且巨大的损失,即使有这个能力也不愿意承受。他们才不会允许一个品位如此之差的顾客,在自己的店里天天赢自己的钱。
总之,投机行里那套完美的策略,在富乐囤公司失灵了。在投机行,人们只是在模拟股票买卖;而在富乐囤,这是在真正交易股票。当报价器显示美国制糖105点时,我能预测它会跌3个点。但此时交易所场内的实际价格可能已经是104或103点了。当我出放空1000股的交易委托去场内执行时,价格可能已经更低了。我不知道到底是在什么价位成交的那1000股,直到我从营业员那里拿到交易报告时才能知道。同样这笔交易,换在投机行,我肯定能赚3000美元,可到了正规证券公司就一分钱也赚不到了。当然,我举的是个极端例子,但事实就是,富乐囤的报价器里,价格总是慢半拍,而我还在用从前的策略做交易,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更糟的是,如果我的交易量很大,我的卖单本身就会压低股价。而在投机行里,我根本不用考虑自己的交易会对股价产生什么影响。由于游戏规则完全不同了,我在纽约输得精光。我亏钱倒不是因为纽约的游戏是合法的,而是因为我完全不了解游戏的规则。
人们一直说我善于读盘,但对行情的专业解读能力并没有救得了我。如果能在场内交易,也许情况会好得多。在场内交易,也许我就能根据眼前的情况迅速调整策略了。但我现在的交易规模会对价格产生影响,我的策略还是行不通。
总之,我还没有了解股票游戏的真正玩法。我只知道其中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这部分对我来说一直很有价值。我掌握了那么多,还是输了,那么,那些新手还怎么赢呢,或者说怎么赚钱呢?
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交易方式出了问题,但又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我的交易策略有时会非常成功,但突然又连遭打击。但是别忘了,当时我只有22岁,不是我偏执,不想弄清问题所在,而是在那个年龄,没人懂得太多。
公司里的人对我都很好。公司本来对本金有限制,让我无法随心所欲地玩,但老富乐囤先生和公司其他人对我都很不错,所以,六个月的频繁交易后,我不仅把带来的和新挣的钱全部输光了,还欠了公司好几百美元。
我这个第一次背井离乡的小毛孩,在纽约输了个精光。但我知道这不是我自己有什么问题,而是玩法出了问题。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我从不抱怨市场,从不责备行情。责任永远不在市场,抱怨市场有百害而无一利。
我着急重返交易,于是一分钟也没耽误,直接去找老富乐囤说:“我说,艾德,借我500块吧。”
“干什么?”他问。
“我急需用钱。”
“干什么呢?”他重复道。
“当然是做本钱。”我回答。
他皱起眉头:“500美元?你知道,保证金是10%,也就是100股1000美元20。你最好还是记账多拿些吧……”
我说:“不,我已经欠公司人情了,不想再记账了。我只想借500块,出去赚一圈就回来。”
“你打算怎么赚?”老富乐囤问。
“我会到投机行里去交易。”我告诉他。
“在这儿做吧。”他说。
我说:“不,在这里我没把握一定能赢,但我确定在投机行可以赚钱。我了解那里的游戏规则。我感觉自己在这里的交易好像哪儿出了什么问题。”
他借给了我,我离开了富乐囤。在这里,我这个“投机行的少年杀手”输了所有的财富。我不能回老家,因为那里的投机行都不接我的生意。纽约也不行,因为这里没有投机行。有人告诉我90年代的宽街和新街有不少投机行,但我需要时它们却已经消失了。经过一番思考,我决定去圣路易斯;据说那里有两家大投机行生意很大,在整个中西部都有名,他们利润一定不错,因为在几十个城市都有分号。实际上,人们告诉我没有任何东部投机行能在规模方面和它们相提并论。他们公开营业,最奉公守法的人也可以大摇大摆地在这里做。一个老兄甚至告诉我,其中一个老板是商会副主席,但不是圣路易斯商会。总之,我带着500块去了那儿,想捞点儿本钱回到纽交所会员艾德·富乐囤公司做本金。
到圣路易斯后,我先去了酒店,梳洗一番后就去找那两家公司。一家叫多兰公司,另一家是特勒公司。我知道自己可以打败它们。我一定要谨慎再谨慎,确保绝对安全。但我担心有人会认出我来,揭穿我的身份,因为全美国的投机行都听过“少年杀手”的名字。投机行就像赌场,专业玩家的故事会立刻传得到处都是。
多兰公司比特勒公司近,所以我先去了那里。我希望能尽量不露声色,在他们把我赶走之前尽量多做几天。我走了进来。交易厅大得惊人,至少有几百人在盯报价板。我心里窃喜,有这么一大群人做掩护,就不会有人注意到我了。我站着看了一会报价板,仔细看了一遍,选好了我要做的第一支股票。
我环顾四周,看到交钱下单的窗口。下单员正在打量我。我走过去问:“这儿是交易棉花和小麦的地方吗?”
“是啊,哥们。”他说。
“我也可以交易吗?”
“只要你有钱。”他说。
“啊,我有啊,我有钱!”我说话的口气就像个吹牛的小伙。
“你有?真的?”他笑着问。
我装作气愤地问:“100块能买多少?”
“如果你真有100块,就能买100的。”
“我有100,当然,我还有200呢!”我对他说。
“哇,天啊!”他说。
“那你给我买200的吧。”我大声说。
“买200的什么?”他问,不再嬉皮笑脸,因为现在是生意了。
我又看了看报价板,装出使劲动脑筋猜的样子,告诉他说:“买200块的奥马哈。”
“好的。”他说。他收了钱,清点后给我开了单。
“怎么称呼?”他问。
“贺拉斯·肯特。”我说。
他把单子递给我,我走开,坐在顾客中间,等着股价上涨。我操作迅速,当天就做了好几笔交易,第二天照旧。两天我共盈利2800块,心里暗自祈祷他们能让我在这里做够一个星期。照我的速度,一周的战绩将很不错,然后我就可以再去另一家,如果运气好就能再做一周,我就可以攒点本钱回纽约了。
第三天早上,我羞怯地走向窗口,要买500块的B.R.T.。营业员对我说:“我说,肯特先生,我们老板想见见你。”
我心里明白游戏可能结束了,但我还是问他:“他见我干啥?”
“我不知道。”
“他在哪儿?”
“在他的办公室,从那边进去。”他指着门说。
我走了进去。多兰坐在办公桌后面,他转过身来,指着一把椅子对我说:“请坐,利文斯顿。”
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现我的身份的,也许是他查了酒店的入住登记簿。
“您为什么要见我?”我问。
“听着,小伙子,我不想和你过不去,明白吗?一点也不想,明白吗?”
“不,我不明白。”我说。
他从转椅上站起来,一个超级大块头。他对我说:“你过来一下,利文斯顿,过来吧。”他边说边走向门口,打开门,指着交易厅里的客户问我:“你看见了吗?”
“看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