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元琳等人商议之后,觉得当今唯一之计便是争民!”郗超毫不犹豫地答道,他和王珣等人查阅到这种情况,经过慎重推敲后才定下计策来,正好现在讲给桓温听,请他定夺。
“争民?”刚才也是一脸阴愁的桓云不由一愣,不由失声叫了出来,但是在桓温的扫视下很快坐定下来了。
“是的,争民。百姓户民是朝廷赋税徭役的根基,只有在编户民越多,他们分担的赋役就会相应轻松,所输谷米也会更多,如此而论朝廷不但可多收谷米,民情也可缓和。” 郗超开始侃侃而言,“从永嘉乱后,江右遗民者近百万余。朝廷立侨郡县以司牧之,一可防止江右流民流入私门豪家,二可抚慰流民恋土之情,三可保留侨姓士族的郡望。然北府复江右立藩,以均田制招募侨民,北归者十之**,余者仅十余万,皆因附于豪门世家中不得归。”
“朝廷南渡后为了安抚世家士族,不但延续荫客、荫亲属制,还行给客制,可按官阶品级拥数量不等的佃户、典计(农奴管家)、衣食客(府中杂役奴仆)。如官品第一,第二者,佃户不得超过四十户,典计不过三人,以下每降一品,少占佃户五户,至九品仍可得五户,少占典计一人,至五品议郎以上典计一人。佃户、典计、衣食客及世家士族的左右随从、侍卫皆注家籍,并无单独户籍,所以朝廷也不会找他们收赋税,征徭役。”
“朝廷行给客制一是安抚优待士族,稳定地方,二是试图限制士族世家隐匿民户,与国争民。但是豪强世家往往不体朝廷苦心,肆意占民,而地方官吏却因为种种关系对此视而不见,加上在籍百姓不堪重负,往往自投豪强世家,附为家奴部曲,以避苛严赋税徭役。朝廷也对此软弱不堪,前余姚县令山彦林(山遐,山涛之孙)曾以严峻刑法收检豪强世家的藏匿民户,不到三月便捡得万余口,并查得余姚世家处士虞喜挟藏户口,以为私附,数量之巨可依律弃市(斩死刑)。让山彦林欲将虞喜绳之于法时,诸豪强莫不切齿于山彦林,联名上书建业,以虞喜有高节,为当时名士,不宜屈辱。又以山彦林擅造县衙,遂以此诬陷其罪。山彦林呈书时任会稽内史的何文穆公(何充),乞留百日,以便穷翦捕逃虞喜后自请其罪,方而无恨。何文穆公驳其书信,并判坐免官。”
说到这里郗超看了一眼,现桓温的神情没有任何变化,知道自己这次点了何充的名并没有引起这位上司的不满,尽管桓温曾受何充的提拔和器重,看来死了十几年的人再有威望也扛不住现实中的炎凉。
“而桓公在兴宁二年施行庚戌土断等改制后颇有成效,这是因为桓公行法森严。时彭城王司马玄因为查出在土断中藏匿五户,被桓公送至廷尉治罪,御史中丞王叔武(王彪之)大人时任会稽内史数年,招抚隐民三万余口。如此严法禁,各地豪强无不收敛其行,故而国法得以大行。”
“然最近几年,朝廷疏忽其间,故而豪强世家得以又行故伎,藏匿私附人口,而百姓骤少,徭役赋税更重,被迫依附世家。如此循环,则国法崩溃,朝廷度支缺窘。” 郗超最后总结道。
桓温听到这里,不由老脸一红,自从庚戌土断以后,桓温看到略有成效便转移了注意力,更专心致志地将自己的势力向东扩张,逐步将手伸进江州、南豫州、徐州、扬州等地,按照王猛的说法,内斗胜于外战,终于将谢万、郗昙、郗愔继殷浩、荀羡之后拉下马,扫清了东进的脚步,谁知道江左朝中居然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
桓温说做就做,先是以朝廷的名义再行严法,明言天下,先是对各地官吏进行申饬,严令他们不得贪墨,并重新检讨了赋税徭役制度,明令废除折变等不合理举措,再严令禁止迎送钱、杂供给等苛捐杂税。
接着桓温要求对各地藏匿私附的人口进行严格收检。为了给世家豪强们面子,桓温下令将荫客和给客制提高标准,让每户能多收一半的部曲农奴,然后此外的人口百姓必须被清理出来,纳入百姓户籍中。
桓温派出众多使节,巡查各郡县,一查各地官仓,核实谷米数目好次,勒令官吏将贪墨的粮草归还,否则免官查办,二查私藏人口事宜。
桓温知道榜样的力量,立即立了两个典型,第一个典型便出在京口,桓温派使节查出京口官仓缺粮达四十万斛,牵涉官员达数百人。桓温看到主要官员都是以前郗昙、郗愔等前任徐州留下的,跟郗、王、谢等世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着手严办,他立即上表给朝廷,将驻京口的徐州别驾、广陵内史等官员三十二员坐弃市,其余附属官吏四百六十七户坐免官流徒北府边地(徒北府诸州边地是近年桓温与北府达成的一个协议,江左将坐流徒的罪民和罪官连家代口往北府,北府则按人口支付兵器仗甲,算得上人口贩卖吧),其中流徒的罪官有一户是丹徒功曹刘翘,他并没有捞到什么油水,纯粹是受到牵连而已,只好带着妻子萧氏和两个儿子刘寄奴、刘道怜随着大队人马北行。
另一个典型桓温找到了余姚的虞家,他遣使节查出虞家藏匿私附人口有四百余口,于是立即传令将虞家家主虞良弃市,会稽内史王符、余姚县令刘礼知情不报坐罢官,流徒北府边地。
桓温如此严厉手段一行,江左各郡县政事为之一清,而各地豪强世家虽然迫于桓温的“淫威”不敢清动,但是他们心里的怒火和怨恨却越来越深了。